尘埃落定的学生会会议室有股新年第二天的气息。鞭炮碎屑和装饰散在那里，所有人都像打了一场仗，看起来恹恹的。而她是带着厚厚的文件夹去的。指导老师问大家对新学年的工作有什么看法，这种问题其实是客套，有点像问卷末尾的“备注”，可有可无，因为主要内容前面都已讨论过了。她却站起身，从圆桌尽头开始发资料。一二三，分条目列着竞选制度的改革意见。

后来她想，太早暴露自己是不对的，不符合她向来养精蓄锐的作风。然而她只是一口气咽不下去而已。

主席礼物也送过，好话也说过，见她油盐不进，便悄然换了招数。坊间对她的议论，也从“被追求的副会长”，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女人”。一般的形象建设，她和主席都做得很好，平时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然而架不住大家丰富的想象力：说她昧了礼物翻脸不认人，说她玩弄感情，说她假清高，说她前几年不知道和多少高年级学长有过来往……反正，总是她的错，比主席更多一些。

这些话，当然是不会拿到她面前搬弄的。偶尔听见了，也就当没听见。人类是靠八卦维系情感的动物，学生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组织更是如此。无非是捡点残羹冷炙，回到班上嚼一嚼，仿佛窃取国家机密似的。倒是主席，碰见的时候，还会出来端端水，说什么“感情的事情，旁观者哪里清楚”，她挑挑眉，心想，的确不清楚，毕竟连感情都没有。

再后来，这风波也一并息了。事情一件一件做下来，拿真心换真心，终于不再有人说她的不是。和主席呢，也回到逢年过节饭桌上远房亲戚之间的关系，客客气气，貌合神离，睁大眼睛，等着看对方生命中的纰漏，笑一笑，或者忍住不笑。

白鸟做了宣传部部长。私底下，早川仍和大家一起开选题会。新来的学妹不认得她，散会后声音不高不低地问，为什么主席团要派人来旁听，怎么，怕有敏感信息？她眉毛一挑，刚想答话，听见白鸟故意沉下声，说叫前辈。

前辈。那个姓野原的学妹满脸写着不服气，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春日里，她们做了许多稿子。采访城市里的游荡者，因为股票崩盘，房子脱手，只好睡在车里，白天上班，晚上去健身房洗澡；采访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入读托儿所的“待机儿童”，以及全职在家抚育他们的母亲，其中甚至包括只能趁着小孩睡下、深夜出去打工的单身妈妈；采访乡下地方的剪纸手艺人，曾经名扬一时，后来因为年岁渐长，没能紧跟形势，利用网络给自己打广告，也出不起电视台的宣传费，到了晚年，门庭冷落。见面时候，老人家非要拉着他们队伍里最年轻的男生喝一杯，说着“喝一杯”，自己却喝了无数杯，脸膛是红的，眼睛也是红的，直直看着他，问，你们文章写出来，会有人看的吧？

男生一愣。早川在边上轻声说，会的。然后拿起酒杯，满上，和老人家碰了一下。

其实会不会，她哪里知道。在开辟非虚构报道专栏之前，校报的销路并不好，大概是个摆设。这些报道读起来像故事，自然讨人喜欢，但是情况也不总如人意。有时辛辛苦苦写的稿子，还不如投机取巧的策划引人注目。但凡刊登了校内知名社团或前辈采访的，发到各班便被抢空，那些“无关紧要”的，总被剩下，东一张西一张，见多了便也习惯。闲闲地想着“好浪费纸”，仿佛不是自己一字一句改出来的东西。

会有人看的吗？

会有人看的吧。

好几次她都想问，但又不知道问谁。还有好几次，困惑源于自身。刚刚招进来的新生，笔力总是稚嫩的，写出来的东西，要么一大块一大块堆在一起，像摔烂的蛋糕，要么点点滴滴，如同流水账。她和白鸟联手改，文件夹里堆着一二三稿，经常得回炉重造。那时她常常会想，这样改出来的故事，到底离受访者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到底是贴着受访者的经历写，还是拿已有的故事模板往上套？所谓“真实的经历”，究竟存在吗？

白鸟曾经旁敲侧击问过她，自己那篇新年贺词写得怎么样，话里话外洋溢着期待，很明显是想要鼓励的。她的确也鼓励了，然而到最后，还是忍不住感慨：“等我们离开这所学校的时候，不知道那本杂志能不能做出来。”

“怎么不能？”白鸟神采飞扬的，“我们这届不行，不还有后辈吗？”

是吗？她心想。

“是啊。”她却说。

她在学生会档案室里翻资料，才发现许多年前，宣传部就有类似的尝试了。想来新新闻主义六十年代便已兴起，应该不至于如今才被引入校园。然而为什么没有形成传统？早川明理不知道。

后来她又顺藤摸瓜，沿着主编的名字，找到对方读书期间的部活日志。看到最后一页写着：我生命中的金阁已经了无光彩。

或许发生了什么已经不重要。因为从档案里看，任何社团都有波峰与波谷。原因无非那几类：部内纷争、部员断档、注册人数不足、经费问题，种种可说与不可说，可感与不可感，悉数淹没在雪白的资料中。立海先后有过三个文学社、两个舞蹈社、三个茶道社、两个交响乐团，就连关东豪强网球社和篮球社，也曾长期蛰伏，是招进了知名教练和周边地区体育生之后才兴起的。更不用提那些本就小众的社团，科幻协会、手工社、天文社、灵异事件研究会……每一届的核心成员只有几个，一旦新生不足，很可能面对后继无人的情况。

未必会有后辈的。她看着白鸟，心想，我们以为的传承、延续，其实是诸多结果中最理想的一种。在这条危机四伏的长河里，处处是浅滩与暗礁。校园媒体最难做，透支自身，却未必能够得到正面的反馈和认同。往往白手起家者才能事事上心，往后，倘若遇上不会写稿的、没有时间的、不肯付出的后辈，那么衰败也就是一届的事情。

其实她也知道部员的小情绪。特稿栏目初创，从部长白鸟到几个编辑，半数重心都转到这边，相当于成立了一个小型项目组，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常规报道的运作。论向心力，也是特稿这边更强，但凡一稿两稿改过几次，编辑和主笔之间就熟悉得差不多了，坐在一道聊选题，倒像是开茶话会。有些部员只是想来宣传部混混日子，或者学业太忙无法参与特稿采写，时间一长，自然有被排斥在外的感觉。加上常规报道大多有模板，写起来很容易，趣味性也低，大家轮流来轮流去，就会不知道价值在哪里。

她和白鸟认真考虑过怎么办：现在至少什么都登在一张报纸上，往后真的做起杂志来，会不会导致宣传部的分裂？要不要专门设置一个副部长管理刊物？如果经费不足，是延宕杂志，还是干脆取消报纸？

考虑到最后也考虑不出来结果，干脆放到一边，不想了。反正手头没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件件都需要把关。有时候旁听选题会，从楼道里过，转角处，还能撞见几个磨磨蹭蹭的部员。一个说着“我是真的不想去”，一个说着“椅子好硬坐得我屁股都痛了”，定睛一看，果然是平时不干活不发言、只知道在桌子底下玩手机的几位，于是只好放慢脚步，避免尴尬。转头望着走廊外的天空，有一片云，静静地飘过。

她终于学会了不再追问意义。代表立海去其他学校参加活动的时候，主席向对方介绍，说这是我们的笔杆子，早川明理，负责文艺宣传的。对方手伸过来，她条件反射开始谦虚，没什么的，没什么的，随便写一写。晚上乘地铁回去，过了下班高峰，车厢里难得出现空位。主席挨着她坐下，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倒是褪去了先前假殷勤的模样，淡淡地，又闲闲地问她，早川，你做这些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