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晚餐铃声从门外传来，由桑顿夫人派来的男仆通知桑顿先生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他点点头打发走男仆，整理完自己的书桌后来到餐厅里。他的母亲和妹妹已经落座了，仆人们首先为他们端上清炖鸡汤，大家都在静静地喝着汤，时不时传来餐具碰撞的声音，为晚餐乏味的气氛打着同样乏味的节奏。

“今天上午我去逛街的时候遇到亨利·伦诺克斯先生了！”桑顿小姐首先打破了沉默，她最受不了的就是近来晚餐上的气氛，但她不知道她刚才提起的那个名字是她哥哥最不想听到的，她毫不在意她母亲和哥哥的莫不搭腔，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亨利·伦诺克斯先生是要送黑尔夫人和她的妹妹，我记得叫肖太太，去火车站的——哦对了，还有黑尔小姐，亨利先生和黑尔小姐要送她们去伦敦的，黑尔小姐说她母亲要在伦敦休养一段日子，我看黑尔夫人气色很好，不像是有什么病的样子，真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

“唐纳森大夫给她做的手术，所以黑尔夫人很快就好了，当初还是我给他们家介绍的唐纳森大夫呢！”桑顿夫人对女儿有些自豪地解释道。

“说道病，黑尔小姐告诉我说Adams小姐倒是真的病了，并且她已经昏迷不醒两天了，从伦敦回来她就病倒了……”桑顿小姐的这句话让她的哥哥注意了起来，他终于停止了喝汤，抬起头看着妹妹，等待着她继续往下说。

“又不算是什么严重的病，昨天下午我听唐纳森大夫说Adams小姐得了猩红热——小孩子得的病，你们小时候都得过，没想到她身子骨这么弱！”桑顿夫人面无表情，轻描淡写地说道。听到母亲这样说，桑顿先生清楚地记得在他父亲在世家境殷实时，他的妹妹才两岁就得过猩红热，当时全家人都担心小范妮随时可能会死去，他母亲在病床前守着小范妮三天三夜才使其脱离了危险，这种病并不是什么简单的病。桑顿夫人瞥了一眼旁边的儿子，看来她得转移话题了。

“这位黑尔小姐听说刚从外边回来，我还没有见过她呢，不知道黑尔家的女儿怎么样，她可从来没有正式拜访了咱们，当然我并不想同黑尔家有什么更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那件事之后！”桑顿夫人评论道。

“母亲，这么说您已经早就知道Adams小姐生病了？”桑顿先生无心再管什么黑尔小姐，他虽然说得不不动声色，但桑顿夫人却嫌恶地瞥了个白眼，并没有回答而是说道，“我一直想问问你约翰，你还要多久才能把那些爱尔兰人送走？罢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那些爱尔兰工人还有大部分滞留在这里。他们既不能明目张胆地在工厂里干活又得一直照顾他们——很多事情既然不能达成，就应该尽快完结，不能犹豫不决！”他母亲提出的爱尔兰工人的事情他一直都有考虑，但如今米尔顿的工人已经恢复到原来的岗位之中，爱尔兰工人也不可能像他之前大批请来的那样，再把他们在大批的送走，这样只怕会重新激起米尔顿工人们的矛盾。因此他选择分批每次按三至五人为一批，坐晚间的火车送爱尔兰工人出米尔顿，因为晚间火车每周只有两班，所以六十多个爱尔兰工人离开米尔顿的进展也比较缓慢。但桑顿先生听出母亲的话里不仅仅指爱尔兰工人的事情。

“母亲，这样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您已经够操劳的了，不需要劳烦您插手！”桑顿先生微微提高了声音说道，态度坚决且带着某种指责，这种态度连一贯木然的桑顿小姐都察觉到了，她没想到哥哥能如此拒绝母亲，即使母亲硬把那些小姐塞给她哥哥时候，约翰对这种做法再怎么反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大的反应。桑顿夫人同样也吃惊于她儿子的态度，睁大眼睛看着他，并不知道儿子哪里来得这样大的火气。幸好这时仆人们扯下汤，为主人端上了烤鳜鱼，使餐桌上的每个人不至于因冷场而尴尬。桑顿先生匆匆忙吃了两口美味的烤鳜鱼，就推脱说自己吃饱了还有工作要做，回到书房去了。

在书房里，桑顿先生再也看不进去他书桌上摆着的任何资料，他想着关于“那个人”生病的事情：他前两天在伦敦见到那个人时，还是健健康康的，泛着潮红的双颊和一对不安的眼睛，因夹在他与亨利之间显出某种害羞的神色，怎么就会突然染上猩红热呢？亨利·伦诺克斯怎么就没照顾好那个人呢？他怎么能还信誓旦旦地说“在伦敦比在米尔顿脸色红润的多”这样的话来呢？

“如果我从没有认识过那个人该有多好！”桑顿先生就这样胡思乱想着，甚至一整夜都没有睡好，一直在做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教堂的墓地中央，好像参加某个人的葬礼，但他却不知道他参加谁的葬礼，只知道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参加葬礼的人只有他和一名为死者祈祷的牧师。他隐约感觉死去的是他父亲，但好像又不是他父亲，是他妹妹好像不是他妹妹，是他母亲好像又不是他母亲，他一脸茫然地看着牧师为死者诵读着《圣经》，旁边如死神般脸色苍白的掘墓人在模糊的诵读声下为墓穴填土，他感到孤独和绝望，他想努力想起这名死者到底是谁，为何他是那样的悲伤，后来他才意识到死者的墓碑上应该刻着名字，但除了上面刻着“那个人”这几个字外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