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曾经发报的手帮老伯伯推过独轮车，拿着“中正步/枪”护送过重伤员，还曾经揭发过有抛弃同志劣行的败类。到了革命形式一片大好的1949年初，她已经成为了鲁南某军区的宣传科长。

这些年里，她不是没有想过老陆，孟荧，六哥，为他们的安危担忧着，现在终于有条件来寻找曾经的战友了，但是很不幸，找了多年，她找不到任何消息。那个年代，信息是如此的容易阻隔，人命是如此的轻贱，他们这些隐藏于敌人内部的尖刀，无声消失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可是她不甘心，这个冰天雪地里啃着冰凌子爬过山海关的东北姑娘，被激发了骨子里的执拗，她想，大不了自己找一辈子，不信所有人都是雁过无痕。

可这人还没找到，麻烦倒是找上门来了，她也听说过部队上因为战争耽误了青春的首长在找媳妇方面不那么“人民民主”，但她都二十六七岁的老姑娘了，居然还有闲来没事的副师长要对她进行“专/制婚姻”，这就不能忍了，她再一调查，好嘛，这家伙还是以前在农村有过老婆的，打着“反封建包办”的旗子硬逼着人家离了婚。我呸，姑奶奶不发威，你还真当我不是暴脾气。

她怕迟则生变，赶着个星期日就去了那个混蛋副师长的老家，找到他那个满面风霜的“前妻”和两个半大孩子，不用几句话就把人说哭了，跟着她去了军长那里，一五一十讲了个明白。果然，古板但也很讲阶级感情的军长大怒，大笔一挥把此人降成了团长，因为他这婚已经离了不好办，不过要是再敢骚扰人家小程，信不信老子让你脱军装。

从此之后，真儿就在部队里得了一个外号“老虎的屁股”，连比较说得来的大姐都劝她，“小程，你看不上那种人，我们都理解。可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岁数可不小了，可不能没个打算，那只会害了你自己的。”真儿只有笑而不语，她早有打算，并且为之矢志不渝，就像战士，不能抛弃自己的战友。

但是，一场大面积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到来了，这场本意是镇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运动，被狂热的群众和一部分地方干部唱错了经。不久，程真儿这样一个出身革命家庭、从无被捕记录的女干部，也因为说不清为什么不按指示到鄂西解放区报到，从山城到山东解放区这一路为什么走了将近一年（当时几乎所有的铁路都被国民党占据，而且人家要伪装啊）而被硬说是“历史反/革/命”，被用麻绳绑了扔在柴房里。而这其中，当年吃了大亏的团长使了大力气，她知道如无意外自己将会被枪决，内心感到无比凄凉。六哥说的对啊，自己人的不理解比敌人的枪炮更让人难以接受。

或许是人之将死，神志格外清明吧，她惊恐地发现，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她竟然对六哥的容貌开始遗忘了，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他那穿着绿色军装威风凛凛的样子，为什么是这样，难道我爱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安全感，而不是六哥这个人吗？不，一定不是这样的。

她这边还没想明白，人就被提走了，而令人意外的是，目的地不是刑场，而是一间明亮的办公室，等待他的是一位带着金丝眼镜的中年干部，他温和地说：“程真儿同志，你受委屈了，经查，一位革命烈士的遗书，可以证明你确实是因为中统特务暗杀而无法到达鄂西解放区，不得已接受上线“玉环”同志指令，向北转移，而根据时间计算，你徒步走到山东确实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你已经被洗清嫌疑，休息一阵，组织上会给你重新安排工作。”

杀身之祸就这样被解决了，幸运来的如此猝不及防，但真儿的关注点牢牢锁定在了“革命烈士”四个字上，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几乎是颤抖地问：“他，他们谁，谁成了烈士？”

中年干部微微皱眉，似乎想说，这是保密的，你不该问。

但真儿实在已经撑不住了，“哇”地大声哭出来，撕心裂肺地说：“我，我等了这么多年，杀头都不怕，就是为了......他们怎么就没了，你告诉我吧，到底是谁，我们都是一起经历了无数生死的战友啊，同志，你知道吗？在魔窟里，真的只有那样扶持着，要不没法活......”

中年干部似乎被感染了，声音中带了些悲悯，叹息着说：“好吧，你也不要这样悲伤，那位同志，有严重的心肺疾病，活着一天就是痛苦一天。”顿了顿，又说：“我这已经有些违反纪律了，别的你不要再问，问了我也不会说的。”

真儿怔住了，一时也忘了其他，是孟荧。明明是情感最复杂的同志，却在最危险的时候救了她，而那年轻的小妹妹，已经成为烈士，化作尘土，所有恩怨，尽成浮尘。她再次落泪，却是无声，为那辛苦的小妹妹，为她那奋斗无悔的青春岁月和永不能再见的其他战友，更为内心深处那无可言说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