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爷爷到了上海后，我更名换姓，跟着爷爷姓了顾，爷爷又找了个前清秀才帮我起了名。孤儿院阿姨胡乱起的“党晴”成为了我的曾用名，如今我的姓名一栏堂堂正正地写着“顾熙华”三个宋体大字。我捏着户口本看了半天都不舍得撒手，只觉得这三个字蕴含着世间的一切美妙。顾熙华，多漂亮的三个字呀！简直是个完全配得上苏沐秋的名字。

我的生日无从确定，爷爷让我自己选一个喜欢的日子。我想了想，选了10月21日。于是，苏沐秋的生日也成为了我的生日，1996年10月21日。

爷爷的店开在小弄堂里，但他自己却赶在97年第一批商品房问世的时候购入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在接我回家前便布置好了我的房间——坐北朝南的小房间里洒满了阳光，墙壁被粉刷成了淡粉色，床、书桌、衣橱和书架是配套的海军蓝色。空荡荡的桌面上摆放着读书郎台灯和一台象牙白色的步步高复读机。我在这间十五平的小卧室里小心翼翼地徜徉许久，眼前的一切都是流光溢彩的，我还以为误在梦中闯入了童话世界。我仿佛在一瞬间成为了宁萱姐姐——可是我转念想到宁萱姐姐悲惨的际遇，心中猛然一沉，那种因物质而产生的飘飘然的感觉在一夕之间荡然无存了。

爷爷将我带回上海虽说是要收我为徒，但是正常的学习却都没耽误。他安排我进了家附近的小学，还专门给我找了一位秀才（正是给我起名的那位）和洋教士开小灶辅导我做功课。可惜我天生愚笨，在孤儿院的几年又耽误了太多，在学校里始终表现平平，没少挨老师的批评和同学的嘲笑。还好，我从小在丛林般的孤儿院里长大，这些来自温室花朵的恶意便如同春季的晚风，轻飘飘地拂过我的脸颊，甚至都无法吹乱我的头发。

我仍然牵挂着杭州的一切。苏阿姨仍时时来看我，我也经常和苏家兄妹通信。一开始只有苏沐秋给我写信，后来沐橙也会在信纸上留下一两行歪歪扭扭夹杂着拼音的字迹向我问好。一切都显得平静而安稳，苏沐秋的信中从来都不提宁副院长，但是这个人却始终像一根刺一般横亘在我们的心头。

我时常思索着该怎么帮助遥在杭州的宁萱姐姐。家里装上宽带后，我尝试着用爷爷的电脑搜索申诉门径。没想到，我刚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孤儿院”三个字，系统便自动匹配出了我想要问的问题。我不禁啧啧感叹这电脑可真聪明，仿佛早就知道我想要搜索什么，事先都帮我准备安排好了。然而，我在网上浏览了一圈，却也始终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我也试图给市长信箱写信，在BBS上发帖，但却都是石沉大海。果真如爷爷所说的那样，没有实打实的证据，光靠我们几个小孩、老人和鬼魂，又如何能给一个孤儿院院长定罪呢？

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宁副院长。每当想起他时，心中总是惴惴。

果然，在我们的第一个本命年到来之际，那件事发生了。

2008年除夕那天下午，苏阿姨红着眼睛找到了爷爷。爷爷将我赶回卧室，留苏阿姨在客厅里谈话。我想偷听，但是我房间里有爷爷给我请来的梁秀才。此刻，他正飘在空中指导我用蹩脚的书法写过年的对联，被这么一位先生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倒也不好趴在门背上偷听了。

爷爷和苏阿姨谈了很长时间，长到我几乎可以用对联抄写一遍蒲松龄的《促织》了。爷爷终于结束了谈话。他打开了我的门，让我准备一下，要出个远门。他特意嘱咐我多带两件外套，要厚一点的。

我和梁秀才都很纳闷。我问爷爷，今天不是大年夜吗，我们要去哪儿？

爷爷头也不回地说，杭州。

原本从上海到杭州开车只不过两个小时，但我和爷爷在沪昆高速上被堵得头昏脑涨，到杭州时已经夜深。想来此时，苏阿姨早已经从上海回到了杭州——鬼魂走得总是比人快一些的。

虽是夜晚，大街小巷到处却都是喜气洋洋的春节气氛，阖家团圆，欢声笑语，爆竹噼啪，五彩斑斓的烟花在我们头顶一朵接一朵地绽开。

然而，我和爷爷却能看见世界的另一面——同样在这片万花团簇的风景之下，许多无家可归无枝可依的孤魂正在流浪，正在徘徊，正在绝叫。

而我们却没有时间为这些人间的喜悦或鬼界的哀恸驻足。爷爷好不容易找到个车位放了车，和我一人拿上一件外套，匆匆走过街头。我们确实是朝着孤儿院的方向在走，但是目的地却并不是孤儿院。我们奔向了孤儿院不远处的天桥。

我们先在天桥底下看到了苏阿姨，然后才看到瑟缩成一团的苏家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