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不谈，大妈的儿子过来后，住哪？吃喝拉撒谁解决？总不能跟他们老两口住？那不就相当于住在三个子女家么，子女们怎么可能同意呢。

在不同意婚礼的问题上父子四人能达成一致。可在大妈的儿子跟过来这件事上，四人产生了矛盾。

老爷子身体不太好，不然也不会要人照顾。前些年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就走了，救回来后，做父亲的担心自己走的太急，给子女添麻烦，就把老房子卖了，钱也都给了孩子。

他手上还留的一点养老钱也就是一点，不够新组成的“一家三口”生活，肯定要子女支援。

现在子女不愿意支援，老爷子就感觉，老了老了，我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你们不孝。

家庭战争就此爆发，子女们拿亲爹没办法，就想把大妈解决掉，辞退啊。

辞退好弄，人不好赶走。

大妈说是说走了，转脸就在小区门口的一家小店找了个洗盘子的工作，时不时的就能碰到下楼遛弯的老爷子，两人断断续续的来往着，老爷子时不时给大妈塞点钱。

这钱么，都是子女孝敬的啊。时间一长，小女儿就发现了，这位干脆报了警，说大妈骗老人钱。

这一大家子就这么闹到了警察局，还是三天两头的闹，闹到警察局也解决不了，案子就被妇女家庭部接手了。

此事里没有什么好人、坏人，也说不上来谁就一定是对的，谁就一定是错的。

说大妈骗钱？人家一开始就是正经打份工，是老爷子给了人家错误的信号，大妈左右一想也不吃亏，还能给老家的孩子赚点钱，她从来也没骗过谁，跟老爷子说得明明白白。

我出来打工，不就是为了给孩子留点东西么，不可能白干活的对不对。

说点不好听的，老头那把年纪想要再发生点什么都没那功能。大妈怎么想都不觉得自己能吃什么亏，她赚的也不是什么黑心钱，老头是给她钱。

但二儿子一朝被蛇咬不敢再请人，那些洗洗弄弄的活儿还不是她在做么。老头一些内衣裤都是她在洗啊，这不就还是打份工，算什么骗钱？

说子女不对？子女也是没办法啊。

整个婆婆妈妈的一摊子事，给郑谦益看得头昏脑胀的，妇女家庭部去调解了三四次也没用，事情就这么卡住了。最后倒霉的是片区警察，这一家三天两头上门闹。

但郑谦益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因为她解决不了。所有她能想出来的解决方法，去调解纠纷的人都试过了。

比如给大妈另外找份工作，大妈就问，钱能比老爷子给的多还是活儿能比现在少？

这问题一下就堵死调解人的话。再比如给子女做工作，老人家到这把年纪，能顺着尽量还是顺着。

子女也有话说啊，钱花在自家亲爹身上没什么好讲的，花去给别人养儿子算怎么回事呢？

怎么都解决不了，起码在郑谦益看来，这就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而这类的问题未来她们家李女士会经常碰到，光是看资料都能给她看得头大，她想象不出来，李女士能怎么解决。

当晚，李女士给女儿的回应特别直接，为什么一定要解决？可以不解决啊。

“不解决？”郑谦益惊讶了，“说好的给人家做支援呢？”

“我是公益组织，公益组织的意思你知道吧，不收钱的。不收钱就没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只有我们愿意去做的事。”

国内首位女法官以奇妙的三观刷新女儿对自己的认知，“我之所以去做公益组织就是为了让我自己舒服，我都退休了，当然是做让自己舒服的事，不是为了自找麻烦才做公益组织的。”

“天助自助者，这话还用我教你？我们要帮助的是那些自己努力求救，但找不到合适的工具，也不知道要怎么使用合适的工具救命的人。

我们给予的支援是教会她们使用工具去拯救自己，而不是谋取更大的利益，那跟我们无关。”

“选择帮助女性家政服务人员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女性是前提，我也是女性，我知道女性的困境。

家政是职业女性，可以进行起码的沟通，而不会出现你帮了她，她还嫌弃你帮的不够多。要真有这样的人，那是我瞎了眼，我也不会帮。”

“我想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而不是想要我帮助的。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你也做过人权律师，不是所有的可怜人都值得同情，这点我们应该都清楚啊。”

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可郑谦益难得有些糊涂，“您都已经打算做好事了，怎么还得把要帮助的人分出个三六九等？”

“人本来就有三六九等，我们难道还需要探讨人人平等吗？”李美贞笑了，即平和又冷漠，亦或者是看透了世事的淡然，“人的三六九等不是别人去划分的，而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我们可以推那些愿意向上的人一把，却没有必要强拉着谁必须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