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古今中外，想要做事，没有人手是不行的，即便古人说君子不党，你也不得不刻意经营，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拉到自己麾下，久而久之，就形成党派。

有党就有纷争，在当时，没有法律严格规范的情况下，党争往往会成为拖延进度，危害国家的毒瘤，张居正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才要铲除异己，好为自己的政策方针清路。

但是这样做的后遗症也是严重的，明朝两百多年，自有内阁制以来，凡是大权独揽的首辅，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纵然在位的皇帝与其君臣相得，新帝继位之后也难得善终。归根结底，除了皇帝难以容忍比自己权力还大的首辅之外，还因为首辅得罪的人太多，所以无形中也有很多敌人，欲置其死而后快，如此一来，恶性循环，以至于历史上明朝到了后来，朝纲败坏，百官成天为了权力争吵不休，党同伐异。

而赵肃想要做的，既不是将来取代张居正，大权独揽，陷入又一个怪圈，也不是在权力斗争中落败，被人踢下去，他想要做的，是让内阁制能真正成为治理国家的机构，而非互相倾轧的工具。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首先还得让自己先强大起来，才有资格去改变游戏规则。

闲话休提，回到眼前。

万历二年春天，内阁里的所有人看到眼前焕然一新的屋子，都忍不住感动了，历经三帝，他们从来没感受过帝王如此的体贴，就连张居正也微微激动起来，朝朱翊钧叩拜。

“陛下体恤之心，臣等肝脑涂地，也无以为报。”

他这一跪，身后众人自然也跟着跪。

朱翊钧原先只是心疼赵肃住得不好，到后头来无心插柳，竟有了收服人心的效果，实在是始料未及，但眼见赵肃也向他投来笑容，目光赞许而温暖，他便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逐渐能够独当一面，他手里牢牢掌握着京师三大营，而地方军队在逐步改革下，一切也往令人乐观的形势发展，如今纵然是张居正，也不能不考虑皇帝的意见。

当然，朱翊钧很明白，一个国家想要治理好，光凭皇帝一个人在那里指挥是没用的，强盛如唐朝，正是因为唐太宗善于将权力下放分工，且听取不同的意见，如今内阁班子个个能干，得来不易，他也无需事事都在那里指手画脚，所以他虽然经常参与内阁会议，但却干涉得很少，只有在一些重大事情上，或者内阁众人争论不休时，才会作下决断。

如此一来，皇帝与内阁的相处模式倒有点儿像不列颠帝国的女皇与臣子的关系了。——当然，这是后来西洋传教士们的评语。

眼下大部分的阁臣压根还不知道不列颠国身在何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需要不时调整自己对皇帝的印象和做事方法，从嘉靖朝的消极，隆庆朝的纷闹，再到万历朝的励精图治，许多人隐隐预感到自己正处于一股前所未有的时代浪潮中，虽然他们还无法明确知道这究竟意味着好与坏。

另一方面，从市舶司关税收得的钱，渐渐投入到造船上，赵肃深知此事重要，不仅亲自督办，找了不少永乐年间的造船图纸，还托人四下寻找民间的能工巧匠，或者当年造郑和宝船的船工后人，此事历经一年多，其中种种艰难险阻不提，直到万历三年二月，第一艘仿造当年郑和下西洋，并加以改进的宝船终于在广州府的番禺造船厂完工，消息传到工部，赵肃第一时间上报了皇帝，并请他为其命名。

朱翊钧兴奋了许久，又来回想了许久，才终于提笔写下三个字：万历号。

第一艘船的试航意义重大，如果皇帝能够亲自到场，对于所有人的人心鼓舞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但毕竟不可能，就算内阁答应了，言官们也不会答应，权衡之下，退而求其次，改为派出一名阁臣到场，也算代表皇帝了。

这件差事当然就落在赵肃身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日子也定了下来，离出发还有十来天，赵肃依旧需要待在内阁，做那些做不完的事情。

在最后一份折子上写完票拟，再抬起头，内阁里已经没人了。

往常他不是最后一个回去的，但今天事情多了点，而且要赶在去广州之前，把工作处理好，才能放心离开。

赵肃放下笔，疲惫地捏了捏鼻梁，忽然觉得心有些累。

从嘉靖三十五年到如今，一晃眼，他来到这里也有十九年了，从一个寒门庶子，一步步努力到今天，位列帝国宰辅，成就不可谓不大，换了别人，兴许已经骄傲自得了，但赵肃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戴公望，也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站在闽江边上说过的话，所以他时刻提醒自己要克制，但他毕竟不是神，也有七情六欲，这些年下来，也常常有身心俱疲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