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呢，说是不知道，谁知有没有默许。

苏敏官直接找到洋行，言语挤兑，骂了个酣畅淋漓。沙逊洋行亏损得焦头烂额，正愁没理由多开点人，当即把那买办训斥一番，扫地出门，连入职保证金都没退。

贪婪催生疯狂。平日里衣冠楚楚、称兄道弟的朋友，只要有私心作祟，转眼就能坑得你血肉不剩。

林玉婵也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了，也没觉得多后怕，冷笑着嘲一句：“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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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不起的人越来越多。原棉花衣的价格，在每担二两左右维持了几个月，突然，在一个不起眼的日子，悄然变成了一两半。

紧接着，一两、九钱、八钱……

就连乡民百姓就惊呆了。这个价格已经完全不能覆盖种棉花的成本，越卖越亏钱啊！

地方官府终于后知后觉地介入。有胆识的官员拿出为数不多的库银，组织官商集会，呼吁本地人购买花衣，稳定物价，以免破产商人滋生民变。

但资本的熊熊火焰烧来，在它面前，几个乡镇村县的银两储备，无异于杯水车薪。

更何况，近几年的棉花投机风潮席卷长江流域，洋行们通过买办贿赂地方官，鼓吹农民大量种棉。上海周边的农民几乎全都砍了稻种，改栽棉花。中国的棉花产量从几年前的自给自足，迅速蹿升到“供应全欧洲，进军全世界”的水平。

如今这些棉花没人买了，订单完全归零。一捧捧洁白的棉花在田里张口而笑，无人采收，直到垂首凋零，枯萎腐烂。

木质轧花机腐烂在村头，被无奈的乡民拆了当柴烧。

供需关系极其畸形。除非再造一个欧洲，否则没人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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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遥远的欧洲，一场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当中。战争催生的需求迅速萎缩，全球纺织业的狂欢已经谢幕，无数银行和商号被坏账砸得头破血流。而当英格兰银行拒绝对陷入财务困境的格尼公司拨款援助，导致后者破产停业时，更大的雪崩开始了。

整个英国的金融市场出现大规模恐慌，银行挤兑，股市下跌，一场巡回的风暴，自大洋彼岸而始，在全球席卷一圈，留下无数废墟，最后回到了工业革命的中心。

同治五年农历四月，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外资银行——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关门歇业。其在伦敦的总号已于一个月前提交了破产申请。

随后，总部位于孟买的利昇银行（Bank of India）倒闭，汇川银行（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倒闭，首创发行银两票的利华银行（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股票从25磅直线跌落至2磅，随后倒闭……

年初还在大规模增资扩股的英印合资的呵加剌银行（Agra and Masterman’s Bank），一朝资金链断裂，因为还不出区区1800英镑的债务，宣布倒闭……

租界的市民们带着迷惑的兴奋感，围观着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英国人印度人，前一日还饮酒跳舞拿华人取乐，此时却抱着一箱箱文书信件，沉重地走出空荡荡的洋楼，表情如丧家之犬。

随后，洋楼里走出更多的华人——买办、通事、译员、跑楼、学徒……有的买办出门之后，直接跳了黄浦江，被人七手八脚地救了上来。

由于买办和洋行之间并非纯粹的雇佣关系，而是风险同担、盈亏一体的合作伙伴。洋行倒闭，很多买办也随之破产，当初抵押在洋行的资产全部蒸发，一文钱也带不出来。

至于中小型洋行与华人外贸商号，亏损和倒闭的不计其数。越是和外资纠缠不清的，此时被殃及池鱼，出血越是惨烈。

被强行拖入国际贸易旋涡的中华古国，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不断出血，却始终找不到那把割肉的刀子。

人们这才骤然惊觉，当初的地产泡沫，原来只是个前奏。

幸运的是，新成立的、总部位于香港的汇丰银行，由于未曾参加大规模投机，倒是有惊无险，平稳地度过了危机，不仅业务照常，还给身陷泥潭的港英政府提供了十万港币的紧急贷款，一举取得港币发钞权，当年股息率达到10%，成为矗立在风雨中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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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公司和沙逊洋行签署的原棉托管合约终于到期。林玉婵花了三千二百两白银，以八钱每担的价格购回四千担优质原棉，派人送到沙逊洋行——根本没人收，直接堆在了院子里。沙逊大班已经坐上了去孟买的轮船，据说是躲债。

而一年前，林玉婵把这四千担原棉即时抛售，得到的货款是三万五千两。加上仓储租赁定金五百两——剩下的五百两林玉婵大发慈悲，不要了。反正也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