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上说的大多还是柳贺在扬州府征商税一事。

柳贺幽幽一叹，磨好墨，略一思索，在纸上写下“论商”两个大字。

他当年在殿试上论礼，可惜当官之后论礼法的实践却并不多，此时朝中关于商税的议论纷纷，除了抨击柳贺盘剥民利外，居然还隐含了柳贺重商抑农的指责，这一点柳贺是绝对不肯认的。

若非自邸报上看到，柳贺还不知朝中争论已到了如此声势。

唉，果然人红是非多。

要写文章与人争辩，最重要的是将自己摆在道德最高点，先祭出太/祖朱元璋，这样他天生立于不败之地。

柳贺先写，商税征收乃是太/祖所定，祖宗法度，谁也无权更改。

接下来，他便将洪武朝以来扬州府及各地商税的收缴情况一一道明，摆事实，讲道理，这一块柳贺向来擅长，洋洋洒洒写了数百字。

在这之后，柳贺才真正开始写自己对商之一事的看法。

到了万

历朝时，已有不少文人认为应当农商并重，可惜这种想法并不是主流。

柳贺结合如今大明朝的商事，再将未来商业的一些理论加进其中，为官之后，他写文章不求文辞精美，而是要让读文章之人理解他的观点，或者坦白一点，他希望如今的内阁执政者与天子能够明白他的想法。

这篇《论商》，柳贺写得比《治河策》更为认真，在大明朝，祖宗法度常被官员们挂在嘴边，然而官员追逐利益时往往以利益为先，一旦利益受到妨碍，他们立刻将祖宗法度摆出来。

官员们真的都认为必须抑商吗？

比如开海运一事，实则是为了加强大明与外界的货物往来，然而朝臣之中反对者众多，张四维受高拱提携时支持开海，高拱倒台，张居正主政，他又称为反对开海者的一员。

他反对的理由也是祖宗法度。

但重农抑商也是朱元璋的主张，他张家的盐船却开遍两直十三布政司。

一篇《论商》写完，午间日光已经往西，天色渐渐暗了下去，柳贺趴在桌子上打了会盹，睡得有些凉了，他正要起身加件衣服，就听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府台，出事了！”

这一声喊得极大，柳贺也一个激灵被吓醒了，他披上衣裳，问道：“何事？”

“运河上，盐运司衙门的船入钞关时被拦下了！”

柳贺心中暗骂了一声麻烦，盐运司衙门及钞关都是户部的下属衙门，这两方都骄横惯了，一贯不把地方上的亲民官看在眼里。

若柳贺还是翰林院修撰，这两方打起来，他铁定在一边吃着瓜再吐几颗瓜子，可如今事情发生在扬州府地界上，柳贺倒是能说一句“关我屁事”，可事儿他还是得管。

柳贺穿上官服，坐上马车赶去钞关。

江都县丞已在一旁恭候多时了。

自江都知县被免职后，江都县的庶务便一直由县丞代领，这缺已空出许久，朝廷却依旧未派出官员上任。

若说扬州知府在天下知府中属“最紧缺”，江都知县在天下知县中应当也是数得上号的紧缺，这样的位置，非进士出身的官员自然不能服众，但江都知县本身只是七品，三甲进士任官的最低点也是七品，不可能在外官干不满三年的情况下平调，所以这位置一直都空着。

难道真要等万历五年的新进士？

那还得等上一年半，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江都县丞快到安享晚年的年纪了，他原本是江西南昌府学的教授，考满为优之后才来江都县担一任县丞，此前江都知县还在时，他肩上担子还不重，如今却累得一张圆脸都瘦扁了。

县丞见柳贺的机会不多，但他和府中通判、推官等多有往来，柳贺也从姜通判口中听说，说这江都县丞成日哭诉，希望朝廷早日将他们县尊派过去。

江都县是附郭县，钞关与盐运司衙门都在县内，这两方产生冲突，最先报的自然是江都县衙。

一把年纪的县丞如何挡得住这声势，当即报了府衙。

柳贺来的路上已经问清了详情，说是钞关拦下了盐运司衙门的船，似从船上拦下了超出数目的货物。

“此事南京户部可有人知晓？”柳贺问。

“下官不知。”

柳贺到来后，一众官员自然以他为先，为他让出一条道来。

这两个衙门闹出矛盾来是小事，内部的事可以内部解决，但钞关拦下盐运司的船后，盐运司岂肯罢休，当即将水路拦住，以致过往船只都无法通行。

江都县丞已经劝说过一次，可他们岂会将小小正八品县丞放在眼中？

“王盐司来了么？”

“王盐司去南京户部办事，至今仍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