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朱烟寒个人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将基层公务员最底层的管理岗位均实现异地轮岗制及对公务员实现严格的计划生育制，让家族再也无法凝聚起来，可是这一套显然在大明不适用，大明的县令本就要求异地当官，而大明的官吏退休之际便有一条硬性规定：必须还乡不可留在京城。

这一条规定好处是促进了大明的美丽乡村建设，要说历朝历代的各种园林，江南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怡园，不管是山西的申家大院、王家大院还是安徽的皖南古民、姑孰水乡，大都是回乡的官员修建；要论坏处嘛，便是让官员们退休后成为本地的士绅阶层，与昔日朝中的门生故旧团结在一起，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力量，蚕食大明的权力。

因而锦衣卫此行，便是要分割权力。

好在朱烟寒早就想到骆其堃将要面临的困局，他接连颁布了两条政令：官员卸任时可不回原籍、乡绅不可私蓄民兵。

这两条政令一出，第一条没有遇到太大的反对，这也是朱烟寒事先设计好的，“一定不可回原籍”和“可不回原籍”，这两句话的不同表述，换来的便是不同的反应态度。官员们倒没有别的意思，相反，还有不少对皇上感恩戴德，无他，辽东虎视眈眈、蒙古助纣为虐、乡下闹着饥荒、起义军烧了凤阳，此时此刻，还有什么地方比京师更安全？

不少老臣本就提心吊胆不愿上路，接到朱烟寒这条政令高兴不已，想着是皇上体恤老臣，为臣子安危着想。京中除了安全，如今还繁华不已，又有新军坐镇，五湖四海的新鲜玩意儿时常见得，因而一时之间无人离开。

第二条政令就不一样了，哪位大臣在老家没有交好的家族？谁家不是分散投资？子弟们有的出外读书，有的便在家中务农经商，等那读书的学成出仕，经商务农的子弟赚的资金正好资助他在宦海沉浮，相应的出任朝堂大员的子弟也要反哺经商的子弟，两者相扶相持相辅相成，才有家族的繁茂昌盛。这种模式在中华传承了几千年，便是延续到华国近代史里，还有不少地主阶层将自己的子弟一个送去黄埔，一个送去延安，一个送去留洋呢，所到底是传统家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进化出来保存自己的生存之道罢了。

是以这道政令一出，乡绅们极为抗拒，朱烟寒也收到不少奏章，上奏的大臣们倒挺聪明，不讲此举限制了乡绅权利，而讲收归私兵将会抑制地方保卫能力，无法抵御山匪，县令下达政务有时还需乡绅协助，若无私兵，只怕政令不畅云云，朱烟寒倒是撑得住，只在朝堂上挑了两个喊得最凶的大臣出列，问他们：“君欲行李唐、赵宋之事乎？”，又扭头许诺：“县令治县可得公安部护卫，若有乡绅私兵反倒会阻碍。”

这个问题问的好，大臣们都不敢说话。

李唐、赵宋那是怎么起的家？开始可都是坐拥私兵，趁着天下一乱，便揭竿而起，顺风打劫，最后占据天下。

皇上的意思是问你是不是想造反？谁敢触这个霉头？君权虽然式微，可是哪个大臣敢扬着脖子在朝堂上承认自己有贰臣之心？甚至为了摆脱这个造反的嫌疑，还要速速将私兵清理的干干净净。

朱烟寒看着下面的大臣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心情甚好。

封建社会就是对皇帝友好啊！骂不过了还可以给他扣帽子。莫不是要造反？一顶“造反”的大锅扣下来，谁不是慌不迭的甩锅？

说起来还得感谢开国祖爷爷，要是在唐朝，他可不敢这么撅大臣，李唐虽然占了天下，但说到底还是关陇贵族的议会制，独孤家、李家、王家，谁家的兵力和权力都不相上下，是诸多关陇贵族集体推举了李家坐上天下，可看着不爽了，倒也随时能把你拉下来，是以唐朝的时候皇上和大臣议事，帝和臣可都是坐着的，大家平等。所以有第二代皇帝上位后广开科举之门收罗天下学子，有武则天大力铲除独孤、王家，唐朝的史书没少骂武则天凶残，但她此举何尝不是李治授意下的铲除权贵集中皇权？要说李家天下要坐稳，离不开武则天被历史学家诟病的“杀忠臣”。至于清朝也是如此，入主中原之时八旗还是相对而言平等的，几位旗主有议政大臣会议，可过了两代，对不起，你们都是皇上的主子。当然大明的那位祖师爷爷强，全靠自己，单枪匹马杀出一片天下，大臣们都被他当做自家随从，自然大明的臣子地位就没有那么高，说杀哪个大臣就杀哪个大臣，虽然大明衰落之后臣子们的贰心渐渐抬头了，但总算还是余威犹在，没人敢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