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明白过来：她是有意为之。

大老板对我的信任与放权，程度实在太深，让我不禁惶恐。

我倒不是感激涕零。

又不存在什么浩荡的皇恩，我拿钱办事，并且愿意追随这样干实事的企业家罢了。

——我是不受控制地多想，多疑，觉得有坑，觉得会被秋后算账。

饭后，我们又回到公司大楼附近，乔瑟琳要给我看的文件必须连上内网复验才能操作，而外面的公共无线网络又很不安全。

资料调出来，我正要细看，乔瑟琳伸手一挡：“你拍照。”

我还以为自己没听清：“什么？”

“你拍下来，回去再看。”乔瑟琳不动如山，又朝电脑屏幕扬扬下巴，“快点。”

我看了看她，实在无力反驳，于是默默照做。

余光中，我注意到乔瑟琳慢条斯理地从挎包里摸出来个什么，接着又双手握着，对准我。

我扭过去。

是手机。

“公事公办。”她极为淡定，毫无被抓包时应有的忐忑，甚至挑了挑眉，对我僵硬的面部表情表达不满，“笑一下。你的笑容在哪儿？”

“我现在笑了也看不出来的。”我指了指口罩。

她倒没有得寸进尺地要求我再把口罩摘了，只强令我认真笑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作案”现场笑——而后终于放下了手机，站在我身侧稍作解释。这类业务完全是我的知识盲区，重点放在哪儿、东西怎么看，这些都要靠乔瑟琳指点迷津。我认真听着，心无旁骛。

老实说，乔瑟琳拍了我的“罪证”，我心里反而踏实许多，至少能从那种无止境的猜疑当中挣脱出来呼吸片刻了。

公司在股份上的信息统计很全面，有些公开给投资者的年报内容里写着“不适用”的，在公司内部文件中，也有详细的说明。我需要的资料大多都集中在小股东这边，匆匆一瞥，印象最深的是CTO的持股比例。

先前发现他是依法需要公开相关资料的大股东、现在又仍然拥有百分之二点七的投票权，我还以为他是去年刚刚跌过百分之五的分界线。现在读了详细情报才知道，原来CTO分得的股份相较而言并不算多，在一千两百万股左右。公司的股票发行初期，他一直在市场上进行买入，如此几年下来，套现离场，身价暴涨，但手中的B类股却基本没有流失。

钱财多到了一定境界，人就无法从这种得失中获得足够的刺激，金钱回归了原本的工具地位，而人性的部分也逐渐展现、放大，直至无法忽略。易地而处，CTO与梁衡岗位相近、工作内容又互为补充，拿到手的，差异却如此之大，恐怕难免感到不平。

想到此，我多问了一句：“我知道在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我们的首席科学家还在杭州工作。为什么后加入的他得到的股份差不多是CTO的两倍呢？”

“利松私人赠与了他一些。”乔瑟琳并无隐瞒之意，当即就随口答了话。

我的大半注意力还在数据上，她用词又“大”，我微微点头，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但等我意识到乔瑟琳说了什么时，我完全愣住了：“他送了他蟹壳五个百分比的股票？”

“四个。衡曾签过一份对赌协议，他本来就拥有百分之一的股份。”

乔瑟琳的语气很随性。

我吸了口气。

即便是像乔瑟琳和老大这样工号是个位数的员工，所获得的股份也仅仅是百分之一的零头。百分之四，超过三十九亿美金，这是个什么概念？

我家乡所属的区，一年的GDP，就差不多这个数。

“他送给他四十亿美元的礼物。”我学着她平静的口吻，用不同的话将我的震惊又陈述了一遍。

“当时谁也不知道公司会发展成什么样，你不能拿今天的股价去衡量。”乔瑟琳说，“况且我们软件的底层逻辑全是衡写的，当时我们还不到五十个人……再说，梁衡的资历在早期确实帮公司吸引来了足够的投资者。我们邻居的领投很关键。尽管他们现在也许为此感到后悔了。”

她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这百分之四的赠予有多过火。我知道梁衡是个技术大牛，不然大老板也不至于如此礼贤下士，但我对他的分量认识得还是不够清楚。

隔壁巨头参与了我们公司的早期投资这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依乔瑟琳的语气，人家还是冲着梁首席来的。我不禁觉得这话有深意：她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消息交给梁衡去放？

自然，这话我不可能问出口。我只是向乔瑟琳确认了剩下的一些数据细节，又检查手机中拍下的资料都足够清晰，不想辜负了她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