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出自于宋史，并非我杜撰。实际上在宋代，皇帝的旨意“非经二府，不得施行”已成体制，也就是说，皇帝的旨意必须通过两府（中书省、枢密院），经宰相签字，才算生效，但这也不意味圣旨就可顺利施行，因为接下还要过御史台（这可是战斗机中的战斗机）一关，论挑刺全宇宙第一的谏官们如果认为这则圣旨有问题，就会引发一轮弹劾，如果皇帝（或者主张圣旨意见的宰执们）在这场辩论中落败，那就前功尽弃，圣旨无效，请收回作废，或修改后再发（没错，程序请重走！）。所以说，宋朝君权是受到约束的，皇帝不太可能为所欲为。也因为这样，士大夫们才能挺直腰杆理直气壮道出这句“天子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再说说这种气氛形成的原因。

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武将出身，不管是因自身“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经历，催生了他限制武臣权力的决心，还是因了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近臣赵普等一干文人才干的真心认同，反正太|祖决定了，大宋朝的立国之本，就是“文治”！

文治，就意味着文人当道，但有个问题，文人有才，却不意味个个有德，万一出个野心膨胀的，还不是分分钟分你江山没商量！那怎么办？没别的办法，唯两招凑效：一、分权；二、制衡。

先说分权（此处不论及元丰改制后的情况）。

宋代虽说也还保留了三公等一品官位，但一段时间内基本沦为荣誉称号，换而言之，这些在前代一手揽大权的官职，在本朝只是花架子，极少授出，即便授，也是授给年老即将退休的大臣，或者干脆用作追封。所以三公头衔，贵是贵矣，并无实权。

那真正掌权的是什么人呢？这就要说回上面提过的“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

先说中书，这是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长官称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位同宰相，但这个职位有些时候会悬空，其职责便由“参知政事”代替履行。参知政事一般被看做副相，设此的初衷是为分宰相的权。

再说枢密院。枢密院主掌军政，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宰相因不带枢密衔而不得预军事。所以枢密和中书两者间，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合称“两府”。显然，枢密院的存在，是为将军权分离在相权之外。

两府是为权力最高的中央机构，长官合称“宰执”，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这样，依旧存在宰执们联合起来架空皇权的风险，所以要对两府高官加以制衡。办法么，除了令这干人互为监督制约，宋代还有专门的机构与人员来监督宰执们的日常行政，这个机构，叫做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监察机关，特点是——专产战斗机！

吹毛求疵到丧心病狂的“谏官”，是两宋上到皇帝、下到百官，听来无不头疼脑热的两字。

台谏，公论之所系也！朝廷有大政事，而台谏得以议其不然；人主有小过失，而台谏得以救其弗逮；百官有大奸慝，而台谏得以斥其所为。

简而言之，台谏的职责，就是——杠！事实上，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台谏不敢杠的。而且只要是谏官，都可以越级进言，简单说来，就是你想弹劾谁，可以不经过长官御史中丞的首肯，哪怕对方是宰相，照样想骂就骂，更要命的是，还不用讲证据！宋代台谏中流传的不成文规定，乃是“风闻即可弹”，也就是说，你哪怕只是道听途说某人贪污，在不得证据的前提下，谏官可以直接向皇帝举报，即使不真，也不会遭降罪。这种作风，后甚漫延至整个朝堂，成为官场倾轧的一种手段。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说起吕夷简，可能很多人并非耳熟，但如果说这是一代名人范仲淹曾经心心念念想扳倒的人，则诸位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奸邪！实际上吕夷简奸不奸，倒还不太好说，但“邪”却是板上钉钉的——没点“邪”术，能在党争激烈的朝堂上屹立不倒数十载？开玩笑！且说吕夷简一生，做事堪称滴水不漏，剪除异己也不遗余力，终究得罪了一干人，其中就包括能人王曾。（什么，你说范仲淹？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官场愤青，吕夷简只是动了个小手指，就把他弹到江西对鄱阳湖吟诗去了。）

王曾认为，吕夷简非常有问题，政治霸权，经济上不干净，必须要扳倒！正好此时，他听到了一些消息，说吕夷简受贿，这才真是瞌睡有人送枕头！

王相公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上朝，就指着吕夷简的鼻子：“陛下，他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