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上，曾子宣此乃是祸国之言！”韩忠彦最看不得那些口口声声言利的人，他秉承其父韩琦，对于新党本就有所成见，如今见目前的情势有当年熙丰时期的势头，自然要想方设法进行遏制。“重农才是第一要务，如今天下田地荒芜不计其数，朝廷首当劝农桑，让百姓安居乐业，怎可效仿那些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的奸商？”

听到韩忠彦始终抠住几个字不放，高俅的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所幸一直低着头才没有让人看见。他如今只是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朝堂奏对没有他插话的份，因此纵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他也只能在那里生闷气。正在他连连咒骂韩忠彦的迂腐时，旁边的赵佶终于忍不住发话了。

“什么祸国之言，若是朝堂上不可言利，那是不是说朝廷的赋税也只在无可无不可之间！”赵佶一瞬间脸色铁青，犀利的目光从一个个臣子身上一一扫过，“朕只知道，如今朝廷的财政捉襟见肘，无论是西北还是北边的军士都是缺衣少粮，朝廷甚至拿不出和籴的籴本！”他越说越觉得心头火起，愈发觉得韩忠彦面目可憎，“百姓民生讲得也是一个利字，安置饥民讲得也是一个利字！若没有钱粮作为后备，朕又奢谈什么安抚天下子民？”

一听到皇帝的这种语气，韩忠彦登时觉得心头大震。他经历过熙丰绍圣，对神宗哲宗两位皇帝的秉性都廖若指掌，如今见这位新近登基的小皇帝不知何时染上了前两代天子的通病，自然是痛心疾首。当下他便立刻撩袍跪倒，昂然对奏道：“圣上，微臣早已上奏过，边事既然耗财，朝廷就该暂息兵戈，大力裁汰西北军士，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放弃那些无用之地！熙宁用兵时，朝廷耗费钱粮千万，虽有所得却无以弥补巨大的损耗，因此元祐时，朝廷才会放弃了那些不毛之地。如今乃是百废俱兴的时节，圣上绝不可本末倒置……”

“你说什么？”赵佶霍地站了起来，死死地瞪着下头的韩忠彦，额头已是青筋毕露，最后竟冷笑了两声。“好，很好，朝廷上只有你精忠报国，只有你知道国计民生！朕的父皇五路出兵西夏，费尽千辛万苦方才取得了大片土地，之后朝廷无力守成居然也被你说成是明智之举？你怎么没看到西夏和契丹游骑掳我大宋子民，边地十室九空的惨景？”他再也没兴趣看韩忠彦一眼，直接转向了高俅，“高卿家，你来说说，朝廷为何要派船出海！”

高俅闻言一愣，见下头的韩忠彦李清臣安焘无不朝自己投来刺眼的目光，心中不由苦笑。这种时候当出头鸟没多大好处，只是天子官家已经发话，不管怎样都要硬着头皮上了。

“圣上，我朝钱荒由来已久，川陕用铁钱以及当初用交子都是这个原因，究其根本，其实是因为我朝铜钱太贱！”他见曾布连连点头，心下明白，曾经在神宗年间担任三司使的曾布对这种弊政了解甚深。“一贯钱约重五斤，若是百姓私自将其熔铸成铜器，则其价值转眼便能翻上几倍。沿海一地虽然一向禁止铜钱外流，但是须知十贯铜钱在海外可得百贯之物，百贯铜钱可得千贯之物，利之所趋下，钱禁也就如若不存在了。”

“那和派船出海有什么关系！”韩忠彦眉头紧皱，不待高俅说完便插话道，“如此正证明了小民百姓不识教化，视律法为无物……”

“韩卿家，你先听高卿家把话说完！”赵佶冷冷地望了韩忠彦一眼，福宁殿中的气氛顿时更加僵硬了。

“圣上，诸位相公，可知道本朝每年铸钱几何？”高俅抛出一个问题，见唯一略知底细的曾布含笑不语，便自问自答道，“唐天宝年间，每年铸钱不过三十二万贯，以当时的人口计，平均每个人头上不过摊到六七文钱，可那时似乎并未出现过钱荒。而如今我大宋立国初期，每年铸钱就高达一百万贯，元丰年间更是高达五百万贯以上，这还不算铁钱和交子，如此大规模的铸钱，为何还会造成钱荒？”

赵佶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不由吓了一跳。他低头往下望去，见曾布胸有成竹，李清臣若有所思，而韩忠彦则是不为所动，立刻醒悟到其中关键。他很清楚三人的履历，曾布曾经当过三司使，而李清臣作过户部尚书，韩忠彦则当过三司盐铁判官和户部判官，对于钱粮之事都不陌生。相比之下，高俅入仕以来从未涉及到俗务，在某些方面反而比这些人看得更远，这不禁让他更为嘉许。

“每年海商出海，以夹带铜钱十万贯计算，到海外则可换回百万贯的货物。而仅以这些货物在中原卖出百万贯计，则又有百万贯的铜钱流入这些人手中，到海外则可获利更多。如此循环下来，我大宋的钱荒至少有大半便是如此所致。当然，民间熔铸铜器也是一大诱因。除此之外，圣上和各位相公可知道，民间百姓为了应对荒年或者变故，贮藏了多少铜钱？我大宋为了应对灾荒和用兵，又在仓库中存储了多少铜钱？再加上那些所谓家财万贯的豪商大贾，可以说，我大宋虽然铸钱远胜前朝，但大部分的铜钱根本未曾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