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自己是赵文安安插在谭振英身边的一颗棋子。

赵子迈在心中冷笑：棋子不知自己是棋子，被人随意摆弄，真是可悲。

“臣自小便知学而优则仕，二十五岁考中进士迁入京师后，潜心研习理学，每日将自己的举止言谈写成‘日录’，交于亲朋，要他们当面品评得失。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在臣心目中，只有‘君子’才能培养‘圣德’，才可得‘天下治’。天下之大，何患无才，切不可急功近利，师事夷人，更不可听信小人谗言，摒弃传统。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才是我立国之根本。现在久旱不雨，灾异非常，此天象之变，正是上天在警示我朝，若太后不及时制止洋务变革，恐贻害无穷。”

谭振英已经走到龙椅前，俯身跪下后，说出那段一直被他藏在心里却从未在朝廷上吐露出半分的话来，这是他入仕的初衷，他和赵文安本是一模一样的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和抱负，可以将所有的一切都摒弃在脑后。

情谊在理想面前，或变得一文不值，或被玩弄于股掌。

只是，这两个性情相近之人，却如一条枝子上的两朵花，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绽放，争抢着贫瘠花根中的营养，只有此消彼长，绝不可能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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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前事

身边的谭振英身材瘦小，却一股压人的气势，连帘幕后的那个人都被这股子压迫感弄得沉默了，心中的天平却在不知不觉中也向他偏斜了一点。

在这样意志坚定心如磐石的人面前，赵子迈忽然觉得没什么信心了，就像他一直在赵文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他轻轻扭头，看着谭振英刀削斧凿一般坚毅的侧颜，忽然想起一直跟随赵文安的老管家周培讲过的一件事来。

他说，赵文安早年曾与谭振英一起跟随著名理学大师唐之鉴学习，当时，他还要管谭振英叫一声师兄。当年唐之鉴在朝廷做官，因为学问高深，周围聚集了优秀的翰林士子，而刚考中进士的赵文安投入唐之鉴门下，自然认识了早已跟随老师的谭振英。

谭振英做学问非常用功，深受同行的敬佩。唐之鉴也称赞他用功最笃实，学识最扎实，而早年一心想当圣人的赵文安对于谭振英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非常佩服，常常向他请教学问，两人一度交往非常密切。因为二人都非常推崇程朱理学，谭振英对赵文安也非常赏识，根据自己的求学修身经验教导赵文安的功课，赵文安也模仿谭振英，学着写“日课”，曾也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课送给谭振英以求批阅指教，两人亦兄亦友，相处得非常融洽，而在学问上的切磋与探讨，使得两人后来都成为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

“我怎么从未听父亲说起他曾与谭大人交好？既然关系甚笃，那现在为何又没有来往了？”赵子迈当时不解地冲周培问了一句。

“具体的因由，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只知道先帝爷还在的时候，老爷和谭大人分别上《应诏陈言疏》，对国家治理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见解。向来擅长辩论的谭大人大谈‘君子小人之辩’，引经据典，深受同仁赞许。然而先帝爷却说他‘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老爷只是对如何用人阐释自己的想法，被先帝爷评价为‘剀切明辨，切中情事’。少爷，这些话我也不太懂，但听起来，似乎先帝爷对两人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您说是不是？”

当然是不同的，“名虽甚善，实有难行”，总结为两个字，就是“空言”，空言是无助于当务之急的，王朝岌岌可危，空洞的几句儒学老调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剀切明辨，切中情事”则恰恰相反，明眼人便能看出，当时先帝爷心中已有了主意，那就是赵文安才是值得倚重之人。

所以后来才有了谭振英的“外放”，做了十余年京官的谭振英被先帝以副都统之衔外放于迪化，距京万里之遥，名为外放，实为被贬。

这对于书生意气十足的谭振英来说，无疑于一记当头闷棍。

所以后来，即便被新帝召回京城，他却依然谨言慎行，不再轻易论政，甚至主动请辞户部侍郎，去做了顺天府的府尹，只管京畿刑名。

可是没有人知道，谭振英从来没有放弃过。不是对先帝的不重用怀恨在心，而是从未放弃自己内心的理想，尤其在赵文安提出西学渐进，并得到了当今圣上和朝中诸大臣的支持后，他心中一直被压得死死的那颗小芽，又不知从哪个缝隙中冒了出来，越长越高，到最后，变成了遮在他头顶的一片树荫，永远都无法被阳光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