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抱起可利亚﹐凑着门口的光线﹐翻看了一下﹐似乎自己跟自己说﹔“还是打一针吧。”这时从门帘里又出来一个男子﹐一样的瘦小﹐面无表情。他们捉起可利亚就要往门帘里面走。我这时顾不上给他们留情面了﹐说可利亚长到七岁从来没打过针﹐为什么一定要打针﹖默罕默德医生说他不认为可利亚得的是癞痢﹐而是被它自己抓伤之后感染了。假如打针制止了炎症﹐就证明不是癞痢。如果不好呢﹖那就是癞痢。他的逻辑没有错﹐但怎么听也有点荒谬。我跟着他们往帘子内走﹐他们想阻止我是妄想。至少我得确保他们用的是一次性针管针头。这个艾滋病猖獗的地方难说没有狗艾滋病。进到里屋﹐我倒吸一口冷气﹕里面除了一张长方桌﹐什么也没了。地面上铺的塑料帖面已有多处破洞﹐破了的地方卷了皮儿﹐没破的地方染着红药水﹐紫药水﹐碘酒﹐血迹。他们其中一个从抽屉里取出注射包。可利亚预感到处境不妙﹐锐声叫喊起来。

我问是不是非打针不可。他们不答理我﹐只是将可利亚按在那张桌上。白色的桌面更不堪目睹﹐上面布满的各色斑点立刻在我脑子里刺激出一连串恐怖画面。但他们的果敢和毫不解释的态度莫名其妙地镇住了我﹐我退到了布帘后面﹐听可利亚的惨号拔着高调﹐最后到达了它的音域极限﹐嘎然而止。我心里想﹐料理后事吧。

不久默罕默德医生抱着可利亚出来了。我一看﹐它除了抖跳蚤一样哆嗦﹐其它无恙。医生说明天若不见好就再来一针。我心里说﹐你想得美。我问他怎么判断它是否好了呢﹖他说没有变坏﹐就是好了。

第二天﹐我发现可利亚的病症的确没有变坏。第三天﹐伤口结出一层薄痂。又过了几天﹐可利亚痊愈了。我不由对那个集装箱大货柜里的医生刮目相看起来。货柜是货柜﹐不耽误人家在里面治病除痛﹐救死扶伤。一个月后﹐收到默罕默德医生的一封信﹐说可利亚定期检查寄生虫的日子到了。信里没有美国兽医千篇一律的煽情滥情的语言﹐直统统的一句大实话﹐听不听在你。此后可利亚在那个大货柜得到各种保健和预防﹐没有再发生其它不妥。

一天我把它遛到一个门口﹐从里面蹿出两条狗来。第三条原地不动﹐只是在两个同伴后面狂叫促战。它们一看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狗﹐瘦骨嶙峋﹐身上保留着狗类捕食的敏捷和凶残。两条狗直扑可利亚而来﹐象当年森林部落突袭外来的殖民者一样。可利亚没经历过真正的民族冲突﹐它冲其量也就跟美国中产阶级的狗们有过一些内部矛盾﹐吵闹几声﹐也都是闲来无聊﹐调侃斗嘴罢了。而它马上就断定这两条瘦狗决不是同它调侃﹐它们的进攻带着种族尊严。我一直把可利亚牵了老远﹐两条狗还紧追其后﹐一路吶喊。丛林民族擂着战鼓﹐带着面具﹐挺着长矛的冲锋﹐就这样让外邦人心虚﹐无论他们多么自视优越。

可利亚比在大货柜的兽医院还胆怯﹐拉开四条胖腿疯跑﹐我给它拖在后面﹐拖成一挂没有舵的货车。按份量﹐这些狗并不占可利多少上风﹐但它们对自己领土的拼死捍卫态度﹐使可利亚不战而溃。在此之前﹐可利亚悠哉悠哉﹐享尽做宠物的福分﹐一点也不反感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现在它从那个不苟言笑的本地兽医和三条好战善战的本地狗身上知道了一点儿好歹。以后我再牵着它往那一带走﹐离开三条狗的居处还有一大段路时﹐可利亚就把狗链朝回拽﹐说什么也不肯前进了。它算是识时务的狗﹐多少懂得原著民和外来户的关系。虽是简陋寒黪的医院﹐要活下去还得上人家那儿求助﹔虽是饥寒交迫的一窝狗﹐可你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盲流户的孩子们再碰上可利亚﹐它也少了几分优越﹐偶然有某个孩子让它握手﹐起立﹐它也不会象当初那样白人家一眼﹐意思说﹕“看我杂耍﹖就你也配﹖”它也会不情愿地从命﹐给孩子们露两手了。

我们一次又走过那三条狗的地盘﹐没敢走门前﹐而是回避到马路那一边。狗还是冲了出来﹐但少了一条。过了几天﹐我发现确实只剩了两条狗﹐第三条消失了。据说尼日利亚人爱吃狗﹐我怕那条狗消失在大铁锅里了。有时晚上出门﹐从车窗里看见无路灯的街上亮着煤油灯﹐旁边支开一个炉子﹐以各种废纸或树枝作燃料﹐上面一块铁皮﹐摊放着几块紫黑的肉。过路人用手直接抓起肉来﹐论肥评瘦﹐根据肉的大小给钱。有个美国朋友告诉我﹐那种摊子上有可能会卖狗肉。尼日利亚的牛肉比美国还贵﹐人均收入却不到美国的六十分之一。我很想问狗的主人﹐他们是否把那条狗给吃了。但我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呢﹖要谴责人家吗﹖告诉人家吃狗有多野蛮吗﹖又是一个外来户对原著民的优越态度了。一个挣扎在温饱在线的民族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次﹐也自有他们的善恶准则。可利亚在我们这儿做宠物﹐上人家那儿说不定就得做肉﹐我们不能强求别人把他们的狗也作宠物。可利亚大概直觉里早已认识本地的一切都不好惹﹐所以它不象刚来时那样牛气了。

快乐时光

更新时间2009-4-17 15:27:18 字数：3120

　在阿布贾的外交官圈子里﹐有一种普遍的社交活动﹐叫作“快乐时光”(HappyHours)。“快乐时光”不需发邀请﹐只在大使馆自印的小报上登个消息﹐来不来随你便。因此每个星期五晚上﹐无处消遣的驻外人员们都到小报上寻找消息﹐然后便去某处混掉一段“快乐时光”。酒是管够的﹐但也够劣的﹐包管你在两杯之后对所有人都生熟不忌﹐畅所欲言。食物常常不够﹐因此大家是半饱而来﹐或半饱而去。“快乐时光”的主人和客人也往往不认识﹐客人和客人也最多似曾相识。有次一个女友告诉我﹐她的丈夫不懂快乐时光的规矩﹐每回都堵住一个人猛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和人家讨论﹐弄得对方怕他﹐拼命找借口逃走。“快乐时光”的理想交流方式﹐是手拿酒杯在人群里行云流水﹐和每个人都道上安﹐问上好﹐谈话不超过五句﹐无论别人对你还是你对别人都应该是走马灯。

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快乐时光”﹐东道主是比利时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问问周围人﹐都说不认识他。他的房子离我们不远﹐隔着突尼斯大使馆的宿舍和伊拉克大使馆的宅邸就是了﹐步行才不到两百米。我们实在想不出其它更好的事可做﹐便厚了厚脸皮出席了。主人叫保尔﹐四十出头﹐仍打着光棍﹐有条牛犊大的黑狗﹐竟也很给我们面子﹐一声不咬。看来常出没这里的客人陌生的比熟悉的多。保尔职位一定不低﹐院子有我们五个大。院子里摆开七八张桌子﹐上面放着坚果和甜玉米花﹐有点中国农村办红﹑白事﹐吃满月酒的气势。所有的酒都集中在靠廊檐的一张条案上﹐种类远多过出席者的人种。啤酒一打一打迭罗汉﹐从地上迭得半人高。似乎是谨防大家结伙深谈﹐院子里没有摆椅子。保尔一视同仁地接待每一个人﹐递上他的名片﹐招呼大家喝酒。

八点钟左右﹐头一批客人喝得站不稳了﹐开始告辞﹐另一批客人恰好刚到。不久每个人都边喝边拍头打脸﹐因为成千上万只指甲盖大的飞虫把灯都遮黑了﹐到处都是沙沙作响的虫翅声。抬头看看月亮﹐白亮的月盘上也生满雀斑似的。有人说飞虫是冲灯光来的﹐灭了灯就清静了。保尔立刻采纳意见﹐熄灭了院子里所有的灯。虫子顿时消失﹐但再来的客人连主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一片黑暗中﹐有没有混进来的伊拉克人和美国人友好碰杯都难说。大概因为那次伸手不见五指的“快乐时光”﹐人们对保尔的长相都印象不深。后来我去超市买东西﹐我的司机挨了一个白人的骂﹐我上去帮司机的腔。但等那个白人把车开走﹐我一阵后悔﹐因为我想起他就是保尔。保尔实在亏得慌﹐破费那么多酒钱﹐却没让自己在客人中混成个半熟脸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