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听见他的扫帚刷地皮的声音﹐就赶紧出门去。我把他叫到门岗看不见的地方﹐怕警卫知道他干私活﹐对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的起千倾橡胶园﹐我也会发死。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象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
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的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荳﹐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籽大有讲究﹐象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荳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荳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作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份内工作﹐说好他的工钱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没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来之后﹐就全归我自己经营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份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象孩子玩过家家了。但来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问这是什么菜﹐怎么这样鲜嫩。我说就是后院的产品。一直对我的农场打趣的他﹐这下才重视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他却说他不会用化肥。尼日利亚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买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荳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的过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象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着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存的扁荳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份﹐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重﹐象是闯下了大祸﹐足以导致解雇的大祸。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罢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漏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荳。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荳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梢﹐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须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荳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戒荤
更新时间2009-4-17 15:28:23 字数：2875
我戒荤戒了好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2004年，我去河南农村搜集素材，下榻的村子里有户农民，以养奶牛为业。春天下的两头小花牛，一公一母，憨态可掬，我每次见到它们就走不动路了。它俩总是拴在桩上，只能吃脚边的草，远的够不着。我从别处扯来草喂它们，喂了两天就认识我了，如果手里没草是别想走近它们的，它们会叫得又赖又娇。离开村子之前，我最后为了它们一次，看我走远，小母牛四只蹄子一块蹦，一面仰脸直吼。小公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光傻乎乎的。牛的主人曾经告诉我，小公牛长到一岁，就把它杀了卖肉卖皮子。公牛不产奶，不产犊，养它就图一堆好肉。我脱口问牛的主人，假如买下一个月大的小公，他要价多少，他一愣，然后说三千来块吧。当然我不会那么疯，到北京大街上去放牛去。不过想到小公牛年底要变成一堆肉，我觉得所有的肉都和小公牛有关。那是我第一次戒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