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一阵欢呼：“逮到了！逮着了！”
谭队长大声斥骂：“操你妈的逮到什么了？！”
跑到一半的解放军回答说是犯人们逮到了一只大肥兔子，已经在一麻袋土豆上给摔死了。老几心想，这下物证和眼证一块给灭了。谭队长向老几的方向走来，一面斥骂老几这个老不是东西的，还没害六中队害够？逃跑了几个月，六中队的队干部连探亲假都给取消了，他个老不是东西的倒是四处风光，顿顿两个菜一个汤！老几心里说，错了，三个菜一个汤。
河北人拿着解放军的枪，一副准备射击的姿态。谭队长走到老几趴着的凹荡前面，用脚把老几跑掉的帽子勾起来，又用脚直接甩了老几两脚。老几说土豆田里犯人们逮到的那只兔子如果是种兔的话，就可以证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价值不菲的种兔。
谭队长朝狂欢的犯人们叫喊起来，问他们逮到的是不是一只种兔。犯人们说是的。谭队长又说，谁也不准动兔子一根毫毛。犯人们回答说，对不起，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经没毛了——连皮都给放在火上烧了。河北干事不动声色，嘴角翘起两撇得意——物证销掉了。
河北干事和老几在六中队的队部办公室开始了对质。河北人不管老几的陈述多么合逻辑，就是咬定老几是借追兔子逃跑。谭队长说：“那好吧，先关两天黑屋再说吧。”
河北人亲自押解老几进了那间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号子，枪口毫无必要地抵住老几的颈窝。
根据我祖父的记载，我能想象出那个黑号子。一个叫做左之辉的汉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这黑号子里。他也是1954年肃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个，罪行是偷听敌台并传播美蒋反攻大陆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里播种的时候他跟一个干部顶撞起来，当时的队干部是个刚从福建转业的残废军人，在田头组织了批斗会。他把会场交给加工队掌握，自己骑马去检查各块田地的工作。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放手让加工队体罚，事后他再跟加工队来一场“周瑜打黄盖”。加工队找来一根绳子，一面把汉口人往电线杆子上吊，一面问他看见台湾和美蒋没有。汉口人很蠢，对加工队的“刑罚杂技”挺配合，一口一个“看不见！”绳子便一直拉，左之辉给拉到电线的高度，绳子松了，加工队员们说，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蒋盼美吧。左之辉摔落在草地上，骨头并没有如加工队所期那样被摔断。当晚他被送进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饭的执勤犯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黑号子关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那是1959年，来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机关干部。老犯人一般见了新犯人就像蚊子闻到血一样，一窝一团地扑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听到当地气候和该监狱生活条件的介绍，马上跟老犯人开始了紧密接触。等到老犯人离开，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他们向管教干部反映情况，干部们让新犯人到老犯人里面去辨认，被辨认出来的就关禁闭。所有犯人很快发现，当了贼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砖窑干重活儿，每一天都成了礼拜天，躺在帐篷里补觉。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窃贼。人人都明火执仗地偷别人东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状，以免让那人先占有了禁闭的名额，只是设法再去偷别人的。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为大号搪瓷缸可以烧煮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所以一个大瓷缸可以换到一块旱獭皮，而一块旱獭皮能剪出一对防寒鞋垫，这样的防寒鞋垫可以换三管牙膏。盗窃风暴席卷各个号子，为了被惩罚去坐禁闭。干部们只得调整对策，把偷得最厉害的窃贼关进黑号子。被关进去的时候干部数了数有九个贼，一个礼拜放出来之后，干部就没有再数人数。此后好几天的早点名，干部们也没有在意少了一个人，以为其他干部作了主把那个人继续关黑号子。到再次把某人关进黑号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留下了那群贼当中的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死了的是个贼王，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偷窃其他贼的馒头，而那八个贼也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认为黑暗里出拳头出脚反正没人看见，于是就把贼王给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几被河北干事塞进了黑号子。虽然在梁葫芦临刑之前，老几下过黑号子，但此刻对于它的黑还是大大震惊。它可真黑。那黑触在你脸上，手上，是柔软的，冷冰冰的。一顿饭和下一顿饭的间隔，就是你唯一的时间计算坐标。第一天的第三顿饭吃过，老几就要进入一段更长的黑暗，这就是夜晚。老几觉得自己身体和形状被灌注在黑暗里，就像一个琥珀，一旦被取出，人们会看见一个丑陋的老人琥珀。再过一阵，他又觉得黑暗灌进了自己，灌进血管和肌肉，灌进了五脏六腑。
第三天过去，老几习惯了一些。他对自己的伸缩性非常自信，觉得如果要在黑号子里长住，就不该无所事事，而应该接着写作他的散文或随笔了。
老几在黑号子里吃了九顿饭之后就开始盲写他的随笔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样，他盲写的遣词造句以及段落同样在脑子里铺设得清清楚楚。所有润色修饰都是在脑子里进行，一稿和另一稿绝不会弄混。
十多年来他给婉喻写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脑子里存了档；每一封信都有两个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后面那些眼睛看过的，是公开版本，而对称每一个公开版本，都有一个私房版本。在黑号子里他写的就是跟每一个公开版本对称的私房版本。比如说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涂被投进提篮桥监狱，不久给婉喻写了封信，公开版本上他请婉喻送几件必需品到监狱：三条短内裤，一条长内裤，一盒万金油，因为常常被蚊子咬。还写到重阳节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坟，让孩子们替他去补上一次坟。最后他说，小女儿丹珏问他考大学该主修什么。那时他建议她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主意了，建议丹珏学生物。对称这封公开版本，他在黑号子里盲写给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较抒情，说被捕后的几天他常常想到最后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样跟着他从楼上书房出来，又怎样跟着他一步步下楼梯，最后又怎样被警察挡在楼梯口。他回头的时候，看见她手里拿着他的那双进口羊皮拖鞋，还以为舒服惯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得这双舒适的拖鞋。婉喻那样拿着他的旧拖鞋站在楼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会归家。
老几不紧不慢地踱步，从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维奔放让他享受。他现在的境况是笛卡尔求之不得的。把思考当成最大的事来干的笛卡尔为摆脱串门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国法兰西，搬到荷兰。他以为在陌生人的国家他会被遗忘，从而把专职的思考进行到底。但新的熟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荷兰积累起来，因此他不得不持续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笛卡尔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对比笛卡尔的无奈和不自由，老几对自己在黑号子里获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满足。没有一个人比此刻的老几更能体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柔软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简直肩擦肩，头碰头。他决定从那一天就开始给妻子冯婉喻写一本书信体的随笔。每次写给婉喻的信里，他真正要说的话都无法说，但他都把那些话存进了记忆。
黑号子的洞口每到早晨打开一次，然后便桶和早饭盆在洞口进行交换，等于一次体外的生理循环。有一天，在进行这个体外循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不间断的黑暗把他的身体和精神功能弄混乱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给了越来越奔放的思维。一个思路和另一个思路竞赛，不久就有十多个思绪在赛跑。这些思绪把他变成了一支多芯的蜡烛，同时燃烧，疯狂地消耗他。他盲写的句子和段子落在无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无止境吸收他盲写的成果，无论他写出多少，立刻填进了无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每次他筋疲力尽地倒在芨芨草铺位上，闭上眼睛，希望思维停止喷射，希望所有蜡烛芯一同熄灭，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大大地睁开，盲写的句子一个追逐下一个，头一个尚未落定，下一个已经插进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