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也许他没有喝多少湖水，只是冻着了，暖一暖说不定能过来。几件棉衣裹在他身上。一小时过去，铁蛋儿似的大队书记真的硬成了一大块铁。
号子里那天晚上的话题自然是掉进冰窟窿的大队书记。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送进来的“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分析这将要成为一个案子，因为大队书记的死跟邓政委掏枪有关。老几知道，“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对邓指怀恨在心，因为邓指打趣过他，说犯法也犯得那么没出息，连反革命那种王法都不敢犯，去盗窃人家打劫来的东西！另一个犯人是“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他的分析是邓政委在政治上有靠山，不然不会爬那么快，所以靠山会替他顶住。犯人们都参与了讨论：邓政委没有掏出枪来呀！还用掏出来？谁不知道他在掏枪啊？！那掏出枪来和没掏出来在法律上就不是一回事！……
老几希望邓指确实有一座不可视的大靠山，这样无论他有没有掏枪的意图都不会在法律上跟他算账。否则邓指给撤了职，谁替他老几转交书稿给婉喻呢？
第二十三章 忏悔
其实我祖父陆焉识想过，要把他在美国和在重庆的两段情史告诉妻子。那是他在弟弟陆焉得的启发鼓励下生发的冲动。
1947年恩娘去世后，弟弟陆焉得一家赴上海奔丧结束，要离去的前夕，焉得别有意味地要哥哥珍惜嫂子。他觉察出了焉识对婉喻的忽略和淡漠。弟弟说，假如哥哥有过出轨行为，应该跟婉喻谈开，否则这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心理障碍而无法全身心地爱婉喻。
“我是心理学博士。”得不到行医执照的弟弟此刻真成了个医生，毫无个人色彩地给予哥哥关怀。“你自己的心理障碍从你有了那个美国女友就开始存在。你不是那种可以跟这类心理障碍共存的人。你了解自己吗？女人也是不同的，有的女人不能接受彻底的诚实，有的女人会感激这种诚实。我认为我们都很幸运，妻子都属于后者。你要有点勇气。”
弟弟回到比利时后，写来的第一封信除了仔细问了儿子皮埃尔的情况，就是问哥哥有没有郑重考虑过他的建议。
焉识非常郑重地考虑了弟弟的诊断和建议。他不是不具备彻底诚实的勇气，而是他不具备这种彻底的诚实。至少在弟弟离去后的那一两年里，他不具备。一次他几乎铆足劲了，到临头还是觉得算了。那次他陪婉喻去做衣服，一块米色的海虎绒是弟媳妇送的，顺便送了一本法国时装画报，让婉喻照着欧洲当年流行的式样做一件大衣。
他们雇了一部差头，座位很小，两人被迫亲密无间。他觉得话可以在这时候开始。这时候开始最漫不经心，因此不会把婉喻吓着。他刚要开口，把话头往那边牵，婉喻却说：“你怎么待我这么好？”焉识吞了一口空气，连同那个开场白。天下真有这么容易知足的女人。婉喻化了淡妆，话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识不会单独陪她出来做这些女人家的事情。都是恩娘的不是，焉识才跟她一样吃苦，在同一个房顶下做梁山伯、祝英台。婉喻的美好误解使焉识本来就不足的诚实更加短缺。
一连几天，他都在想，也许弟弟对他的性格诊断是误诊，他足够无耻厚颜，可以和心理障碍共存，在婚姻中蒙混到底。也许这诊断是彻头彻尾的谬误，他压根就没有心理障碍：为了把一场无爱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须在外浪荡，以此来平衡自己。
弟弟陆焉得带走了焉识的大女儿丹琼，留下了大儿子皮埃尔。正如丹琼厌恶自己种族的发源地一样，皮埃尔对一切中国的东西都充满眷恋和梦幻。焉得把丹琼带到比利时不久，丹琼考取了牛津大学文学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尔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天，焉识跟学校里的高中学生和一些老师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看到皮埃尔在另一个游行队伍里，拿着照相机东照西照。他把皮埃尔拉出示威队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为了干这个，做大伯的他会立刻送他回比利时。皮埃尔说没关系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们家里一切都是公开的，自由的。说完他跟大伯伯扬扬手，跟着队伍跑了。
晚上皮埃尔一脸血地回到家，护送人竟然是大卫·韦。皮埃尔还是乐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着大卫唱国际歌。婉喻给皮埃尔上药水的时候，大卫指着皮埃尔说：“你有个好侄子！是我们的人！有理想！不像阁下你！”
当天晚上，焉识到邮局给弟弟拍了个电报，告诉弟弟立刻命令皮埃尔回比利时。电报上他不便说理由，只说上海太乱，怕孩子出危险。第二天，弟弟从比利时打电报来，叫皮埃尔立刻搭船或火车——取决于哪个更快——回欧洲去。皮埃尔一看电报就明白是大伯伯出卖了他。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调，一会儿法文一会儿英文，独立啊自由啊，辩论得焉识插不上嘴。十九岁的他难道不能呆在他想呆的地方，结交他想结交的人，从事他想从事的活动吗？对于皮埃尔，上海正发生的就是他理想的实现。他说如果大伯伯不欢迎他住在家里，他可以搬出去住。焉识问他是不是大卫·韦欢迎他，他给了焉识倔犟反叛的一眼，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婉喻发现皮埃尔不见了，冯子烨也不见了。焉识判断表兄弟俩又卷到什么请愿运动里去了。焉识去学校上班的路上，看到昨天警察的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在一些地势低的马路边沿积存着，上面漂了一些撕碎的纸旗子。血迹倒是都在夜里被清除了，只有很少几处遗漏。晚上子烨回来了，皮埃尔却没有回来。从子烨那里才知道，皮埃尔夜里就走了。
从此皮埃尔再也没有回过陆家。焉识到大卫·韦的大学，质问他把皮埃尔撺掇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卫还是感叹，说焉识有个好侄子，情操高尚，理想宏大，到底生长的地方离马克思恩格斯比较近。从来不光火的焉识这时提高了嗓音，让大卫最好马上把皮埃尔带回陆家，不然他会去警察局告发他。
“你去告好了。提篮桥、龙华监狱里关的都是高尚的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要想与人民为敌，就去告发我。”大卫陶醉在一种壮烈的情绪中。
焉识问，谁给他权利让他代表人民的？人民又是谁？
“啥人给我的权利，你看着好了，很快就会看到了。”大卫的脸上有一种残酷的诗意。
焉识已经跟弟弟焉得打了好几个电报，汇报他寻找皮埃尔的徒劳经过。在夜里他总是被警车的尖啸惊醒。天冷下来，警车夜里出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也许皮埃尔已经被捕。地下共产党的传单上说，龙华那边国民党在抓紧时间枪毙政治犯。焉识在一天的半夜被警车惊醒后对婉喻说：“我对不起焉得。”
1948年2月的傍晚，焉识刚走出教务长办公室，就看见大卫·韦迎面走来，脚步不太稳，脸色在傍晚的幽暗中白里透青。焉识刹住脚步，请他立刻出去。大卫跟他说他需要帮助，刚才在路上走，肚子疼痛得差点昏倒。焉识犹豫了，反身打开办公室的门，让大卫进去。这时他听见老太太校长在跟某人叫嚷：“请你出去！……立刻出去！”
焉识撩开窗帘一看，见老太太双臂伸开，堵在大门口。大门只开了一扇，老太太胖墩墩把所有空隙堵得严严实实，所以从焉识的角度看不见门外的情景，也看不出老太太面对的是什么。
焉识看着大卫·韦：“他们是来抓你的吗？”
大卫不说话，挪开了他握在长衫中间的手，焉识这才看见他的衣服下藏了一包东西：装在布包袱里油印的《新华日报摘选》。焉识抱着报纸，在办公室里打转。他从来没有发觉自己的办公室这么小，又这么缺乏家具。他掀起沙发垫，将报纸塞进去，又把沙发垫放回，可怎么看沙发垫都不平整。他把一本书放在大卫面前，推开办公室的门，又让弹簧锁轻轻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