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站在床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心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精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说：胡乱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胡乱命名，也不对任何一件东西坚持使用他刚刚启用的新命名。比如他昨天说：红烧窗帘好吃，明天再烧。第二天再给他端一碗红烧豆腐去，对他说：喏，窗帘烧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烧的，我照原样烧来了。他会斯斯文文纠正你：窗帘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写字台。今天写字台烧得老了一点儿，不如昨天烧得好吃。菁妹，你很喜欢寻我开心，怎么把写字台叫成窗帘？
医生们伤了一阵脑筋，重新命名了刘先生的病：“命名性失忆加联想阻障症”。
刘先生却总是在一小部分记忆上联想通畅，命名也没有谬误。比如他说：菁妹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魏小姐人也不错，长相也好看；你一来，她就不能看了。他还说：我写的女主角都是脑子里菁妹的样子；菁妹来演，这个戏一定好看。不过我没有那么大方啊，让菁妹做了女主角，她不就跟魏小姐一样了吗？那观众有了女主角，我就没了菁妹。
这一个来月，他和我讲的，大致是这些话。当然我既是我自己，又是菁妹，又是魏小姐，还是一个无名目无面孔的听众。如同坐在戏台下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被一道灯光的墙跟他隔开。他说他的道白，知道我肯定在那里看、听，给他打动。刘先生在这个时候，两眼的迷幻，显得只有三十岁。
玛伦达花了两千六雇了个对她父母有较好的理解力的保姆，就是我。她像看恐怖片一样瞪着大眼，看我扶她三十岁的父亲在游泳池边散步。她父亲说，去替我把黄包车捡起来，我立刻俯身捡起了熟透的柠檬。玛伦达用英文问我：他老念叨的菁妹是谁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玛伦达觉得我是有妖术的。
医生说，随着找父亲的康复，他可以再学习正确的名称。玛伦达想用个乐观远景诓住我，也可能诓她自己。
我心想，刘先生，您以后还有苦头吃呢。您女儿将会是个很坏的学监。
玛伦达常常感叹她自己的英明。她在试了五个保姆失败之后，灵光一闪似的，突然想到了我。她说：我这人还算有福气，总是在绝境边缘有人搭救。
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批把、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无出路咖啡馆part 2（21）
更新时间2009-4-22 13:41:52 字数：5109
玛伦达马上满口答应。
我说：把买医疗保险的钱也付给我。我从来不生病，万一生病我自己花钱去看。我想，一个人得生得起病，才会生病。
看医生很贵的！
放心，我自己负责。我可以跟你签一张协议。我想玛伦达大概不清楚美国存在着一种医院，那里你也听得到喝斥、看得见冷脸，吃得到廉价药。那里专门医治赤贫者。
在二十分钟内，我的工资从一千六涨到两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华盛顿。走出飞机之后我马上想再钻回去。我专门来一趟，是想最后见一见安德烈，就消失掉。打着消失的主意，却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是荒诞还是作态，我决定不下来。或许二者兼有。
我没有预先把旅行的计划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飞机没有一个拿着独枝红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我先去电话间给阿书打电话。她照常不在。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电视。她说：啊哈，是你！你又大老远跑来，往同一个竹篮里接着放鸡蛋啦？
我说：嗨，米莉。
你看上去小脸蜡黄。
你好吗，米莉？
你告诉我你听上去为什么会这么垂头丧气。快告诉我——你听上去很不妙。
我实际也很不妙。我干巴巴地哈哈笑几声。
你的竹篮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下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呆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