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这位中国留学生：“我们讨论的不是幸福的标准，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币的人，你说这样的话会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这个人。”
中国这三十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百分之九，二〇〇九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二〇一〇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望达到八万亿元，有关部门骄傲地声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富国，仅次于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这两项应该是接近或者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差距如此巨大。这组数据说明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失去了平衡的社会里，或者用民间的话语来说我们生活在国富民穷里。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差不多十年前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而温哥华UBC那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感到，我们还生活在社会认知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简短地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
两个穷途潦倒的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绑架经验。他们寻找工作四处碰壁舰以后，决定铤而走险，既没有周密计划，也没有充分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兴绑架了这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他们捂住小学生的嘴巴，将挣扎的小学生拖进了一处正在拆除的厂房里。他们就在这个废弃的厂区安营扎寨，从小学生那里要了他母亲的手机号码，走到附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小学生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拿钱来赎人。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打这个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根据小学生母亲手机上留下的号码，锁定了绑架者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捉拿归案。
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钣，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后来对警察说：“他们太穷了，放了他们吧。”
革命
西方有一些知识分子墨守成规，他们认为只有在政治体制充分民主的社会里，经济才能高速发展。于是他们十分奇怪，在一个政治体制不够透明的国家里，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何如此惊人？我想，他们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有一双强劲的手在推动，这双手的名字就叫革命。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以后，仍然奉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当然，革命不再是武装斗争，革命开始以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表演出来，并且分别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此后，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革命似乎消失了。其赏在三十多年所发生的经济奇迹里，革命并没有消失，只是脱胎换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者说，我们的经济奇迹里，既有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
我先谈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我在这里列举一组中国钢铁产量高速增长的数据。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第一年，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刚刚超过三千万吨。两年后的一九八〇年，钢铁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一十二万吨，位居世界第五位。一九九六年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之后已经连续十四年保持世界第一。二〇〇八年的时候，钢铁产量超过五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二，比钢铁产量第二位到第八位国家加起来的总量还要高。二〇〇九年达到六亿吨，超过政府制定的四，六亿吨的目标百分之三十。
这组数据在其正面反应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在其后 面，却隐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虽然到二〇〇八年，中国的钢铁产能已经达到六点六亿吨，消费四‘六亿吨，产能过剩二亿吨。这个数据仍然无法掩饰过去三十年中国钢铁
业的一个事实，就是钢铁产量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于是，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的疯狂故事再次在中国的大地上演出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在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口号里，土制小高炉遍布中国城缜的院落和农村广阔的田野，中国的大地熊熊燃烧，中国的天空浓烟滚滚。农民们丢下了农活，到处去找矿石，去炼钢铁，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没有人去收割。城镇的职工也放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药厂的工人去炼钢，丝厂的工人去炼钢，商店的售货员去炼钢，学校的老师学生去炼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去炼钢……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都害怕被认为是“大跃进消极分子”，人人以炼钢为荣。找不到矿石，炼不出钢铁，乡下人就砸自己家里的铁锅，城里人就拆卸单位里和家里的钢窗和暖气管，扔进土高炉里，炼出了三百多万吨没用的废钢铁。这一年中国钢铁的总产量是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翻了一番，可是没用的废钢铁占有其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便如此，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人们在熊熊炉火面前，汗流浃背地喊叫着大一炼钢铁时期最为流行的顺口溜《比比看》：叫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当经济发展的浪潮席卷中国之时，类似 的情景竟然局部地重现了。比如在中国华东地区某钢铁厂周围的田野上，耸立起了很多土制高炉，农民们摇身一变，纷纷成为了满头大汗的钢铁工人。他们在自己土制的高炉里将铁矿石炼到熔化后，立刻倒进特制的耐高温的罐式车，司机一踩油门，满载铁水的罐式车风驰电掣般的驶进钢铁厂，将铁水倒进钢铁厂的正规高炉，再由正规的高炉进行铁水的渗碳和渣铁的分离等等过程，然后开始出铁。通常情况下，大型高炉每天二十四小时出铁十四次左右，由于农民们的土制高炉已经先将铁矿石熔化了，钢铁厂的大型高炉每天出铁就可以达到三十次了。当然，这一次农民们在土制高炉里炼出来的不是没用的废钢了，农民们也不是为了空洞的政治大炼钢铁，农民们开始为实惠的金钱大炼钢铁了。如此令人咋舌的大炼钢铁，还有钢铁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的钢铁产量自然高速地增长起来。由于运送铁水的特制罐式车频繁穿梭于田野上的土高炉和工厂里的正规高炉之间，散发出来的高温让公路变成了烧烤之路，公路两旁曾经是枝繁叶茂的树木纷纷枯黄死去。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一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虚假、浮夸和吹牛蔚然成风，当时水稻亩产量就是高产田也只有四百斤左右，可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全国各地的水稻亩产量纷纷被夸大到了万斤以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特号新闻：“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而且虚假浮夸吹牛还从细节做起，比如说，当时饲养出来的肥猪有一千多斤，猪脑袋像箩筐那么大，宰了一头猪相当于以前的三头猪，三尺的铁锅都煮不下，六尺的大锅才只能煮上半头猪：田地里长出来的南瓜也是大得吓人，孩子们可以在大南瓜里玩过家家。那时候有一首《一个红薯滚下坡》的民谣风靡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