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暴力事件在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那里屡见不鲜，用打架斗殴的方式争权夺利，甚至雇凶杀人。其野蛮程度和荒诞行径，我想就是好莱坞黑帮电影里的人物也会自惭形秽。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进程里，文革似的暴力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同样也存在于官方。看看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片的旧房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拆除，摩天大厦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拔地而起。大规模的拆建行为，让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一段时间里像是被轰炸过了一样。于是，很多城市都流行起了同样的笑话。
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本点拉登（宾拉登）隐藏在他们所生活的城市里，美军侦察机来到了他们城市的上空，结果发现这 个城市已经被虫炸过了。美军飞行员向总部报告：不知道是谁下令轰炸的，本•拉登很可能被炸死了。
在这样的情景后面，上演了很多文革式的革命暴力的发展模式。为了压制因此而引发的民间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一些地方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将不肯搬迁的居民强行拉走，十多台大型推土机同时前进，迅速推倒大片的旧房。当那些被警察强行拉走的居民们再度返回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家园，而是废墟。他们成为了无家可归者，只能接受现实，住进了地方政府为他们安置的房子里。
两年多前，某城市一户人家因为在拆迁补偿上和当地政府无法达成协议，遭遇了强行拆迁。他们一家正在睡梦之中，一批头戴钢帽的人在凌晨时分，架起梯子从墙外爬上去，用铁锤铁棍把窗户砸破，跳了进去。这一家五口从梦中吓醒后，发现已经身处几十人的包围之中。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清醒之时，两个彪形大汉拉一个，把他们一家五个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拉了出去。彷佛他们一家人都是罪一犯，拆迁人员命令他们不准穿上长裤，让他们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什么东西都不准拿，连袜子也不准穿，让他们走下楼，走出自己的房子。他们稍有反抗，拳头就打过来了。他们被押到了一辆汽车上，汽车把他们一家人带到了一间空房子里，他们裹着被子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二十多个警察看管他们，直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位官员走了进来说：“你们的房子强行拆除了。”
这位官员告诉他们，他们家里的东西，公证处做了公证，已经替他们搬到了新的房子里去了。这户人家眼看木已成舟，只好住进了政府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他们后来说起此事，感觉像是在拍电影，不像是真实的，因为太突然了。他们十分委屈地说：
“打仗还有个投降时间呢。”
我们的经济奇迹，或者说我们为之骄傲的经济效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得益于地方政府的绝对权威，一纸行政命令，足以改变一切。虽然简单粗暴，可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立竿见影。所以我要告诉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恰恰是政治上的不够透明，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暴力拆迁在今日中国已成泛滥之势，从而也引发了更多的民众抗拒的群体性事件。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中国西南某城市里，数十名不明身分人员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破门闯入被拆房屋的九家住户，将正在熟睡的十三人强行拉上汽车拖离现场，为了不让他们喊叫，用封口的胶布贴住他们的嘴巴。在冲突中有四人受伤。然后两台挖掘机响声隆隆，二十六间房屋瞬间就被野蛮拆除。天亮后，更加激烈的冲突开始了，被拆迁住户和他们的亲友共三十多人情绪异常激动，他们用红布条和四十余瓶液化气罐将路口的四个方向堵断，要求当地政府给予一个说法。由于他们的堵路行为影响了其他市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警方将他们驱散，对为首的四人以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采取刑事拘留。
也是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一位女户主因为拒绝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补偿的拆迁协议上签字，其房屋遭到地方政府的强行拆除。推土机凿开大门后，开始凿击房屋的外墙，在部分墙壁开裂并倾斜之时，这位女户主喝下大半杯威士忌给自己壮胆，在丈夫的支持下，站在自己房屋四楼的阳台上，向下面的推土机和强拆人员扔汽油燃烧瓶，下面的强拆人员向楼上的她扔石头。在抵抗了几个小时以后，她的四层楼房还是被推平了。后来她和丈夫均被判妨害公务罪，她的丈夫获刑八个月。
成都一位名叫唐福珍的妇女，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对抗强行拆除其房屋时，用点燃的汽油瓶砸向强拆人员，对抗了三个多小时后，她做出了极端举动，向自己身上倾倒了汽油，用打火机点燃，自焚身亡。这起事件终于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地震，虽然当地政府对唐福珍自焚事件定义为暴力抗法，可是社会舆论站到了唐福珍这里。人们开始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里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以普通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査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规定存在抵触，立法机关应该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査。
这些年来，强行拆迁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普遍，社会冲突愈来愈激烈。唐福珍自焚事件引爆了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不满情绪，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国务院明确表示将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就当很多人以为暴力拆迁行为将会收敛之时，现实嘲笑了他们的天真。就在全国兴论纷纷声援自焚而死的唐福珍之时，就在国务院轰示要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不合理条款之后，暴力拆迁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在中国社会里反而愈演愈烈。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位妇女中午的时候上街买菜，当她提着一篮子菜回家时，发现自己的房屋被推土机推平了，家具和电器不知道被搬到哪里去了？这位妇女欲哭无泪，她的家人正在上班，还不知道家里的房子被推平了，她说：
“天寒地冻，我们晚上怎么过夜呢？”
更加离奇的是，某地方有四十多名公职人员，因为他们的亲戚拒绝强行拆迁，他们竟然受到了株连。当地的一位区长在一次 拆迁动员大会上，向下属各部门领导宣布：所有在拆迁的村庄有亲戚的公职人员，如果在元旦之前还不能“做通亲戚的工作”，不能完成拆迁，将被开除公职。而且村庄里的广播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景，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不停地滚动播放动员拆迁的通知。政府透过广播警告村民：
“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这里的建设绝不因任何人的阻挠而停止。”
这些蜂拥而至的历史和现实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对革命一词有过脍炙人口的诠释，在文革时期我们人人可以倒背如流。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几个即将小学毕业的男孩，上课时间溜出向阳小学，在阳光里走过一座刚刚竣工的水泥桥，到小河对岸去侦察一下海盐中学。为了防止水泥干得太快会裂开，桥面上铺满了稻草编织的袋子，几个工人拖着橡胶水管正在往草袋子上浇水，让水透过草袋子均匀地渗透到水泥桥面上。我和几个同学踩着湿漉漉的草袋子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
我们满怀好奇之心，走向即将进入的中学。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什么是革命？
此刻的我们，经历了六年的文革岁月，亲眼目睹和亲耳听闻了不少革命事例，可是还没有亲身加入革命。虽然我们经常说着 毛泽东的话：“造反有理。”可是造反有理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还没有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所以比我们大一、两岁，早我们一、两年升入中学的男孩们，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以不屑的神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