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借很多钱，只要能支付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就可以了，”我怕她想多，连忙解释，“我已经大四，只差一年就毕业了，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也不打算跟学校申请减免学费……再说我还有同学比我更需要学校的奖学金。”

她不答，脸色阴晴不定地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进一步解释说，“生活费我可以自己挣，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兼职。我打算上研究生，我的导师钱教授说帮忙，我肯定能申请到奖学金。妈妈，这笔钱我会在两年内还给你的，我可以马上写借据。”我吸了口气，期盼地看着她，“您看怎么样？”

她盯着我，声音近乎严厉了，“正尧难道没留下钱给你？你居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不做声地摇了摇头。别说学费，我现在连两千块都没有。

其实我也不想跟她借钱的，也不乐意诉苦，但确实走到了困境。

去年这个时候，爸爸检查出得了肝癌，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我爸虽然在古生物学上建树颇多，但这并不能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我爸爸和大多数自然科学学者一样，完全不善理财，有钱就花掉或者用于购买新的研究辅助工具。

坐吃山空。

保险负担了绝大部分医疗费，但爸爸沉疴病床近一年，总有一些花费是保险范围之外的。

家里的积蓄很少，我动用了爸爸留给我的教育基金，爸爸的生前的朋友也慷慨帮助，一直撑下去，顽强地等着合适的器官捐赠者；好容易等到了合适的器官，他却终于没能熬过移植手术。

我爸的主治医生傅寅医生安慰我说：他年事已高，熬不过是正常的。

意外变故就是这样，当它们汹汹袭来的时候，肉体凡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爸爸生病后我跟学校请了假回家照顾他，连续大半年没上学，只在最后考试的时候去了一下，成绩很不怎么样，又缺课太多，奖学金也在意料之内的失去了。

爸爸的葬礼之后，我最后整理清算了一下家中的财产，毫不意外地发现，我现在连学费和生活费的支付都成了问题。

这并不是说没人能帮我，只是爸爸的朋友已经帮了我太多，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次求助了；找同学或老师，我完全相信他们会乐意相助——毕竟一直以来我人缘都相当不错。只是，我的窘迫境地必然引来一大堆同情的目光。爸爸生病的时候我已经看够了他们的同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实在不想采用这下下之策。

而秋季开学迫在眉睫。

这时，素未蒙面的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刚刚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讣告，向我表示了深切的慰问；我想，再怎么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而我也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她慰问一下我也在情理之中；慰问后又过了两天，也就是前几天，她再次跟我联系，说自己回到了静海市，跟我约定了见面日期。

于是我仔细地想了想，分析了又分析，在所有能帮我的人中，母亲经济实力最雄厚，我的学费对她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而她也最有可能帮我，因为我在电话里叫她“妈妈”的时候，她很清楚地答应了。

我只是没想到她会露出这种被人戳到痛处的反应。

说不失望是假的，我竭力做着心理建设。说来也是，忽然冒出的女儿来借钱，谁都不乐意的，现在骗子这么多，没准她会认为我身份可疑呢。她的犹豫，完全在情理之中。

“不论如何，还是谢谢您。那我告辞了。”

话已至此再没别的好说，只当这趟白来了。我转了个身，拉开卧室门打算离开。

“站住。”下一秒，她冷冷叫住我，听上去绝不愉快。

我就真的站住了，大惑不解地回头。她却不看我，叫客厅里的纪小蕊。

“小蕊，进来，”母亲吩咐她，“拿支票本和笔。”

看来她改变主意了，我大喜过望，一叠声的道谢：“妈妈，钱我会还给您的。”

她坐到书桌前，我也占据了小半个桌角，从书包里往外掏纸笔写欠条。我学经济学，写欠条这种东西对我来说轻车熟路，我俩同时完工。我写下的数额是不多，可看到她给过来的支票才发现，她在支票上写下的金额是三十万。

这么大一笔钱，简直可以砸晕我了。

我傻了眼，“啊啊？我真的不需要这么多钱啊。我只借学费和住宿费。”

“钱哪里会有不需要？”她冷淡地扫了我一眼，“除了学费，你的衣服、裤子、鞋都该换了，品味太差。头发也应该打理一下，现在这样，实在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