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可给叶臻打电话，描述：“赤卫队已经出现，再不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就要变成红军了。”

叶臻含笑下令：“镇压。”

陶可遂拎张凳子坐在讲台后，整整陪了学生三个小时。晚上又气势汹汹带着红箍（？）领头查房，以示师长决心。

但此政策第二天就遇到了阻力，以陶可为人，是断断不可能七点半前起床的。尤其是本科以后，常常早上没课，生物钟更是不允许过早醒来。现在光是赶八点上课就要了他半条命，更何况六点四十。再者，他的学业压力其实不轻，每天花三个小时看学生，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这些苦想出来的整改措施，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仅断断续续实行了一个礼拜，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次以后，陶可却尝到了一点严师的甜头。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时不时耍威风，施行斯巴达式教育，搞得班上哀鸿遍野，还要发表陶可语录。

比如：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所谓教育，必须是暴力的。”

再比如：

“中国的革命，推翻了三种权力支配体系和宗法思想制度：族权、神权、夫权。为了弥补你们信仰上的缺失和道德上的空乏，我决定用师权来拯救你们于水火。”

一时间，陶可名声在外。全校学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师，美则美矣，就是有些脱线，还动不动爱整些运动。

至于那个燕杨，后来收到了叶臻挑选给他的许多书。叶臻说，既然已经生为社会中不幸的少数，那作为一名斗士，还是以充实自己为根本（尽管人家学生还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成了斗士）。

教师有很多种：漠视型是一种，呵斥型是一种，说教型也是一种。

陶可一看就是说教型，培养他的叶臻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叶臻说教，态度和蔼，论据充足，逻辑严密，思维连贯，语言流畅，还动辄上升到人生高度，实在是说教中不可多得的良品。

以至于燕杨此后一生，都对叶臻保持着敬爱感情，尊称这个仅大他九岁的男性为：“师公”。

叶臻一口茶水喷出老远：“师公？！”

“你是我老师的老师啊。”

“去！”叶臻无力：“新社会不搞这一套…”

陶可对燕杨采取的可谓是高压手段，不但要求他二十四小时保持开机状态，并且规定其每两个礼拜找自己谈一次心，甚至单方面决定打工只可以在肯德基或麦当劳。如果觉得这两个地方剥削太严重，可以到学校食堂抹桌子洗碗；如果薪酬养不活自己，可以“去吃安小佳的”（这位老师的原话就是如此）。

而当夜为了这个孩子担忧彷徨，揪心奔波，神消气索的经历，他却只字不提。仿佛就认定了燕杨和其他人一样，是他从网吧里揪回来的。你说他怯弱也好，故意回避也好，也许只有叶臻才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一个游移于主流社会以外的少数人整体，不愿意屈从社会，想表达自己文化和利益的诉求，一旦付诸与行动，要么就像燕杨，站出来，公开宣扬；要么就像叶臻，充满智慧的争取，柔软而绵长坚定。

偏偏陶可不一样，他不屈服，不恐慌，也不斗争，不挑战，而是完全的壁垒。不但壁垒了他的敌人，也壁垒了他的战友。

关于这个问题，叶臻还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革命必须离开井冈山奔向赣南闵西平地，可他的思想早已下山了，身体依然还在山上。”

所以一年以后，燕杨在叶臻的授意下组织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定期集会的地下homo角（叶臻说：“我们不缺少斗士，而是缺少革命家组织”），造成了陶可知悉后血溅三尺。

对付陶可，叶臻的态度一向是：围剿。

我们祝福叶教授成功。

第3章

十月，真是最好的时节。

早晚风凉，中午晴暖，学业压力不大，节假日集中，最适合恋爱、运动会、秋游。陶可的班上也蠢蠢欲动。到了中旬，更是人心不定，竟悄悄征集起秋游意向来。

这些陶可一概不知情。

他正在从事着一项高尚（？）的事业，为人类知识宝库添砖加瓦，那就是攒书。

你想问问现在的大学生编过书没有，还不如问他们：还有什么书没编过？不管你去哪个名校BBS的兼职工作版，触目都是“招聘图书编辑”、“求撰稿人”的贴子。校园里贴的大自报，“寻作者”也屡屡可见。攒书一行，早已泛滥。

书商剥削是真的，有老师从中抽利是真的，没有版权也是真的，可学生穷困，更是铁打的事实。不管多么不光彩，攒书至少可以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