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吃完点心就回了家，以后小船哥再来打扫院子时，我和秦川就吵嚷着一起来，这瞒不住秦茜，很快她也摸上了门。

有了我们，吴大小姐的小院霎时间热闹起来。我搞不清将军爷爷知不知道这件事，反正他还让我们去浇花，摘他家的柿子和大枣。我们与将军爷爷好，也与吴大小姐好，虽然他们俩仍不要好。

第十三节

那年开春，天气暖和了，我们就更加厮磨在吴大小姐的院子里。

院子东西两边各种了一棵西府海棠，本来是远近闻名地香艳，却好些年不开花了。也怪，自打我们常过去玩，近暮春的时候，它竟然也抽了花骨朵。吴大小姐笑说，海棠花是解语花，不稀罕她这个活死人，是我们带去了些许新鲜气儿，才又愿意活过来。

我们的确有的是新鲜，尤其秦川，秦叔叔只要从广东回来，他就往这边拿小玩意。

流行《红太阳》革命组歌时，秦川抱来了一兜子磁带，吴大小姐院里的京戏胡琴，变成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和“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流行港台合辑时，则又变成了“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和“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啊”。

流行呼啦圈时，秦川又拿来了各种直径的呼啦圈，我们一人一个在院子里转。吴大小姐看着我把呼啦圈分别套在脖子上转，胳膊上转，还能从脚踝一路转到腰上，惊得目瞪口呆，这可是她唱戏时做不出的身段。那年儿童节，我就凭着此项绝技，战胜了获得康乐棋冠军的秦川、猜谜语优胜的小船哥、投飞镖大获全胜的秦茜，拿到最多的奖券，换了好几块香味橡皮。

流行三维立体画的时候，秦川又卷来了好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用木头夹子夹在院子里晒衣服的铁丝上。吴大小姐和我们几个坐成一排，看秦川像猴子一样在画前抓耳挠腮，然后突然跳起来大喊：“看到了！这张是鹰！”“这张是恐龙！”“这个是苹果！”刚开始秦茜说他胡说八道，不耐烦了就一脚踹过去，慢慢她也能看出来，就跟着他一道嘻嘻哈哈地数。小船哥一早就能看出来，后来就连吴大小姐的老花眼都能看出东西了，可就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瞪得眼泪鼻涕一起流，那画上也还只是各种点线片，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浮现”。

“把画放在眼前20公分的位置上。”小船哥温柔地教我，可是，我看不见。

“哎呀，乔乔，你就盯着我指的这地儿，看见没，看见没！这儿是翅膀，这儿是尾巴！”秦茜心急火燎地比画，可是，我看不见。

“笨死你了！对眼会不会，对上就看见了！”秦川一边骂一边替我着急，可是，我看不见。

“等老了，眼睛花了就看见啦。”吴大小姐笑眯眯地结语。

我不知道有没有谁和我一样，时至今日仍然看不出什么三维立体画，好在它只流行了一阵，没有让我沮丧太久。

大概就是从那段日子开始，北京城里渐渐多了许多新奇，而这些新奇又都待不长，一个赶一个的，热闹一会儿就散了。

出了吴大小姐的院子，似乎才是真正的北京城，好玩的东西多了，我们就爱往外面去。虽然秋天里仍然能在这捡到老根，玩拔根时可以赢一圈小朋友，吴大小姐也还会用她家里的旧铜钱和塑料绳给我们做毽子，我的宝毽里放的是乾隆通宝，总能胜过秦川那个嘉庆的，但我们还是慢慢跑出了这个院子。

那时抬起头看天空就觉得外面好大，恨不得长了翅膀跟排成一字的雁一起飞走，直到长大了才明白，真正难的不是走出去、走很远，而是再也走不回去。

可吴大小姐并不往外走，她说这些个新奇都不长久，流行到最后就是流俗，什么都抵不过年头。我问她年头是什么，她笑而不答，后来我才懂，她在那小院里，一回首一投足，那满身风霜，尽是年头。

吴大小姐每个月都计算用度，秦川给她拿来了卡西欧的计算器，还有一种薄薄的不用电池的太阳能计算器，她笑眯眯地看秦川教她摆弄，却一次都没用过。她使惯了自己白色珠串的小算盘，噼里啪啦地拨上一会儿，就把日日夜夜都算完了。

第十四节

快入夏的时候，姚阿姨和我妈带着我和秦川在胡同口的小卖部买粉色的糖葫芦雪糕，顺道花两毛钱在秤上量了身高体重，秦川蹿得快，比我高出大半头，得意得恨不能扬着鼻孔跟我说话。本来我以为那个夏天不会有比秦川长高更大的事了。

学校自然课留了作业，响应号召做“五爱”少年，为北京除“四害”，每个同学都要打苍蝇，凭尸骸领奖，打死苍蝇最多的同学，可以获得一朵小红花。于是那几天成了我们胡同所有苍蝇的末日，随处可见不大点的小朋友挥舞着苍蝇拍聚集在公厕周围，像对暗号似的，互相询问着“你几个了？”“我18个了”，或是通报着敌情“这个厕所的苍蝇都被三班的打死了，咱们去下个厕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