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经理给了我一个毛栗子，把我带去了好再来，楼上。隔天，给我安排了一个师父，教我拿捏人体穴位，拿捏客人，我学了半天就自己跑去了楼下，地下室，恨得范经理牙痒痒，揪着我的耳朵骂，狗改不了吃屎，死性不改的小兔崽子！

我对他笑，他踹我的小腿，踹我的屁股，我溜进了一间按摩房，正好有个客人在里面，等他点的技师，我迎上去，嬉皮笑脸，老板，我给您洗头，洗脚吧。范经理追进来，那客人要留我下来，范经理没辙，只好讪笑着退出去。

我习惯了给佛祖洗头洗脚，服侍他们，改不掉了。

我在四季广场出没的时候，从没听说过打劫的事，我们虽然没人管，但都懂规矩，规矩就是在黑夜出没，找一根电线杆，一棵树，在边上站一站，或者坐在“敖包”附近，等别人的一个眼神，眼神对上了，对准了，就去厕所隔间对身体律动的频率，无论协调还是不协调，自己选的人，不要有怨言，反正夜晚那么多，机会那么多，总有对的人会出现。打劫，恐吓的事情我们不做，打劫恐吓属于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干的事，我们都还没到那个地步。

我好奇问老马：“四季广场的小孩儿现在这么野？”

他说：“那可不是。”他念叨，“阿丰在的时候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问：“阿丰是谁？”

老马叹气，抚掌：“阿丰啊，阿丰才是好再来的老板，是阿丰立了规矩，在这些规矩里我们才能这么自由自在啊。”

老马还说：“我在中餐馆里洗盘子，我睡在我姑妈的衣橱里，我觉得我是自由的，我没有钱，我出门被人吐口水，被人比中指，被人chinkchink的骂，你知道CHINK是什么吗？C-H-I-N-K，很排华，很歧视的词，可是，我也觉得我是自由的，我骂回去，我打他们！我打得他们满地找牙，我爬到天台上去看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好小的一个啊，横在云里面，云烧起来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它。它也是自由的，随心所欲的。”

“但是小宝啊，后来，一种叫艾滋的东西来了。它来了，一切就有了界限，我不自由了。再也不了。我回来报效祖国了。”

老马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我擦擦他的眼角，他道：“柏林墙拆了也没用，没用的啊小宝。”

我听得有些无聊了，就在他家里乱翻，乱看。他的客厅里堆了很多东西，什么vcd，dvd，卡带，录像带，塞满了整整三只大书柜。这些光碟里还夹着些画册，有的是手绘的，封面发黄了，甚至发霉了，有的画的看得出是个人，是动物，是蚌壳，有的画得看不出是什么，有的是外文小说，书角都卷了起来。老马看到我翻书柜，过来一起翻，他抽出一本外文小说，还算新，和我说：“这个犹太人写中国义勇军进行曲，你看看。”

我说：“我看不懂。”

老马说：“我教你，这个词，indignation。”

“什么意思？”

“义愤。”老马走到茶几边，弯腰在茶几下面找东西。他的茶几下面也堆了好多碟片。他翻出一张碟，和我说：“这个拍了电影，来来来，我们一起看。”

我们坐在一起看电影，看了五分钟我就打哈欠了，但是老马看得很认真，我的眼神开始到处晃，我看到茶几下面的碟片盒里夹着个相框似的东西，抽出来看。真的是相框，框住的是个年轻男人，太年轻了，眉眼都是戾气，好像整个世界都和他有仇，但他又不在乎，年轻男人身上背着把电吉他，头发留到肩上，嘴里叼着烟，冲镜头比中指。照片是黑白的。

我惊呼：“老马，这是你儿子？太帅了吧！”

老马说：“这是我！”

我又惊呼了声，把相框摆在茶几上，茶几下面掉了些东西出来，其中混了几张唱片，唱片封面像同一个人，雌雄难辨，我捡起来研究了阵，问老马：“这也是你？戴了假发，戴了美瞳？你那个年代就有美瞳啦？”

老马好气又好笑：“这是大卫·鲍伊！”

我后来真的见到了老马的儿子，我们还一起听大卫·鲍伊唱歌。

我和小马第一次碰面是在老马家。我正给老马收拾衣柜，有人敲门，我去看了看，猫眼那一头站着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短袖牛仔裤，一身黑，显得脸很白，嘴巴很红。我给他开了门。男孩儿看到我，砰地关上了门。我忙打电话给老马，老马下楼买水果香烟去了，电话还没接通，隔着门板，一把脆生生的嗓音问我：“你是老马找的钟点工？”

我没说话，进了卧室，虚掩上门，电话通了，我和老马说：“有个小男孩儿来找你。”我说，“和你长得挺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