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了下来，我说你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他说没什么可讲的。我说总有记忆深刻的事吧。他摇了摇头，说，真没什么，没什么值得记住的。

我们又坐了一会。他说，我都不知道烟囱拆了，我以为它会永远那么立着。楚悉忽然垂下头，笑了笑，说，走之前我还在这埋了个纸条。

写了什么？我问道。他笑了，说，特别傻。写的什么，快说，我催促他，傻才要听，我就是想笑话你。

他扭头看向我，舔了舔唇，仿佛真的难以启齿一般，又转头望向远处。“我要成功”，楚悉特别小声地说。什么？我装作没听清。“我要成功”，楚悉破罐子破摔，字正腔圆地重复道，就写的这个。我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拽他，说，你起来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我要看。他说，哪找去，肯定找不到了。

我笑得停不下来，吃了一嘴土，忍不住咳嗽起来。楚悉拍着我的背，跟我一起笑开了。

这时我忽然发现长顺麻将馆那串字底下蹲着个人，跟我到达那天见到的是同一个。他在抽烟，头扭向我们这边。我拍了拍楚悉，说，那个人在看你。

楚悉顺着我指的方向望去的同时，有人在远处喊了那个人一声，他大声答应，把烟踩灭，拍拍屁股，趿拉着拖鞋走了。他牛仔裤的卷边盛了一捧黄土，每走一步，就扑簌簌洒落下来些许。

你认识他？我问楚悉。

嗯。他说。

你跟他什么关系？我问道。楚悉说，朋友。我翻了个白眼，阴阳怪气道，你朋友真多。是不少，楚悉说。

我站起来，插着腰，低头问他，什么朋友？跟我一样的朋友？楚悉仰头望向我，又下低下头，目光寻着那位“朋友”离开的方向看去。就是朋友，他说，小时候的朋友。顿了顿，他又开口道，有彩色照相机的那个朋友。

我重新坐下来，问他，那我呢，我是你什么朋友。现在的朋友，楚悉说。

我本来还想再待几天，当晚楚悉却明确且不容商议地通知我必须离开了。我说那你走，我一个人再住几天，我搂住他妈妈的胳膊，说，阿姨做饭可好吃了，我没吃够。楚悉只说，该走了。

第二天早上出租车来接上我们后，我从车窗看到他妈妈在后面摆手，想往前走却又一直站着没动，车越来越远，楚悉始终没回头。

路过烟囱时，楚悉小时候的那个朋友依然穿着同一条牛仔裤和拖鞋，用同样的姿势蹲在墙边抽烟。车载着我们一闪而过，他仿佛和长顺棋牌室一样，牢牢桩在地上，除非敲成废墟，否则永恒地待在原地，不可能挪动。

我对楚悉说，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已经成功了。他看了我一眼，又扭头看向窗外，摇了摇头。通天的烟囱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塌了，想飞上天的人却依然不能满足。

第9章 （1）

下了飞机我收到一条樊忆川发来的信息。他说他因为工作要回美国一段时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继续住在他​家里，只要定期帮他打扫卫生就可以。他短期内都不会回国，回来之前会提前通知我。

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开始永恒地有圣光伴随，伟大到逼我直视自己的不堪。为了保留自己藏污纳垢的灰色地带，我几乎可以说是狂奔着逃离了出去。我既没回樊忆川家，也没搬回去跟楚悉同住，而是自己租了个房子，这让我暂时松了口气。

楚悉没有问我和樊忆川的事，他大概没什么空闲用来关心我，这两天在老家已经浪费了他很多时间，一出机场他就直接往公司赶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楚悉忙得不可开交，有无数的客户要谈，无数的应酬要参加。

一周至少有三天会在十一二点打电话给我，醉醺醺地告诉我他的所在地，有时候在酒吧，有时候在饭店，有时候在酒店，这得取决于客户喜欢在怎样的环境里谈事。他每次电话里说的都差不多，跟我说他喝多了，问我有没有时间去接他。

我不爱看见他喝醉之后的样子，会给我一种看到畸形动物的不适感。好像一只天生没有翅膀的鸟不管不顾地要往上飞，可连被定义为“鸡”的动物的运动轨迹都比它的更适合被称为“飞翔”。然而我们频繁的见面机会又都是酒制造的，楚悉不喝醉根本不会主动找我，搞得我没有立场责怪它。

这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电影，看得不怎么专心，眼睛总往角落的时间上瞟，琢磨着楚悉也许该来电话了。等到了凌晨一点手机也没响，我正要关了电视去睡觉，电话却来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同寻常，似乎格外地快乐，每一个字都被他带上了笑的音调。报上地点后也没问我有没有时间，而是拉着长音喊了声我的名字，容礼，他说。干什么，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