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个发小，”他说，“说不上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止不住地流泪，后来吊死在家里。我看见你，就觉得你和我那个发小很像，让人很担心……你看。”他用手指着我，后来干脆伸出手来在我的眼角擦了一下。

哭让人显得很软弱。持续地流泪会引人厌烦，让你失去本应拥有的尊重和体贴，眼泪是这样的东西。它有自己的意志，有时候就这样流下来，取代了情感和语言。我感到很悲伤，原本只是眼眶湿润，紧接着就难以自控，趴在桌子上，把头埋进手臂，大声抽噎：“有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亨特……很糟糕的事情……”

温热的手掌贴上我的背部，粗鲁地拍抚起来。我反复拨开他的手，朝他大吼着“你快滚吧，见到我就应该远远躲开”这样的话，他大概以为只是酒后的疯话，一点儿也没有害怕、躲避，甚至玩笑着说：“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喝酒，没想到酒量这么差。”但他才是已经醉了的那个。亨特随手把杯子拨到一遍，玻璃杯给推到桌角，险些砸碎在地；他也趴在桌子上，侧过头来看我，像学生时代趴在桌子上看隔壁组的同学那样。他的绿眼睛迷蒙而多情，缓慢地眨着。我站起来，借口要去上厕所，他也只是转动眼珠跟随我的举动。

我在浴室里用冷水扑了一把脸，靠在墙上，自我调整呼吸，然后从口袋里摸出药瓶和针管，针头刺进瓶中抽满一管，把多余的空气推出。我推开门，探出头向外看，亨特还是维持着刚才的姿势趴在桌上。我右手拿着针管，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站在他身后。亨特像预感到什么似的，迟钝地转头看我，同时我把针插进他的肩胛骨下方，推入药剂。

我一直记得他惊骇的、颤抖的眼睛，那双绿眼睛里倒影着我的影子，看起来同样惊恐万状。亨特挣扎着推了我一把，针头脱出，带着血迹，而针管内大部分奴弗卡因还是被注射进皮下。他扶着桌子试图站起来，又因为酒精和慢慢起效的麻醉剂而摇晃着难以站稳，“苏伊？”他叫着我的名字，朝我走来，我扶着墙不住地后退，直到后背猛地撞上立柜；此时，亨特在我眼前缓缓地跪下，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我给他打的是麻醉剂，而不是什么致命毒药，我不希望他死得太蹊跷，引来不必要的调查。我原本的计划是用他自己的枪往他的太阳穴开一枪，再把枪塞进他手里，这个计划的细节是这样的：我需要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对他开枪，然后把枪放在他手里，将他的手大约抬高到太阳穴的位置，松手，任手枪自由滑落在地上。

计划在实施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

首先，我没有找到亨特的枪。刚才我始终没想到有哪个机会可以让他把手枪拿出来玩，说实话，这太蠢了，几乎不可能；

其次，小镇里短时间内出现两起开枪自杀的案子，会不会让人起疑呢？我订阅许多三流小报，知道案件之间的相同点最会引人想入非非。被媒体报道也不是我希望的。

我对他的房子并不熟悉，在他的房间里，我发现了一只行李箱，里面装的是一些现金和衣物；床头柜抽屉里有几本书和香烟，床头柜上的相框里是亨特和小羊的合照，在照片里，小羊还是一只小狗。我看了一会儿，把相片取下来，放进自己的口袋。

做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临时决定换一个计划，暂且就让亨特这样躺在这里，用我最快的速度跑出门，跑回我自己家，从后院里找到了之前固定篱笆用的长麻绳，提着这一捆绳子回到亨特家。我一手挽着绳子，两手把他从地上抄起来，费了很大力气，想要拖着他上二楼，结果没上几级台阶已经非常疲惫了。我灵光一闪，反正他正昏迷着，不如先搁在这里，一会儿再继续拖上去。于是就地把他放在楼梯的中间，自己上楼去，推开卧室门，卧室里的房梁很适合悬挂绳子，我希望伪造出他上吊自杀的假象。

我搬了张椅子，脱下鞋踩上去，把绳子系在房梁上，下端则系了一个脑袋能伸过去的圈。我这时候突然想到，如果我连拖着他上楼都觉得困难，要怎么把他举起来挂上去？

就在我困扰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动静，仿佛有什么从楼梯上滚了下去，而楼梯上只有我放在那里的亨特。

我吃了一惊，险些跌下来，急于出去看看情况，奈何身体不能如我所愿地灵活；自从腿伤了之后，我都主动避开这种需要爬上爬下的活动，现在越是着急，越是不知所措起来。我扶着椅背，左右试探了一下重心，完好的那条腿先落在地上，站实了，然后才小心翼翼地从椅子上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