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一个人，所以我去迪厅，去酒吧，去所有人多的地方。

“可是当我病了，或是心情不好，不想喝酒不想跳舞，只想让一个人赔的时候，没有人，我找不到那个人。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高烧四十度，想起来拿杯水喝的力气都没有，那个时候，真的想死。”

我突然感到有什么尖锐的东西朝心里刺了一下。

“还有，在夜里最冷最黑的时候一个人回家，走进出租房里，就再也没有人和你说话了，那种绝望……

“我就会想，我还不如那些在亲人怀里死去的人，虽然没了生命，可还会有人为他伤心，想念着他。我死的时候呢？肯定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再难受也喊不出声音，感官和意识慢慢消失，身体渐渐失去热度……”

“别说了！”我不习惯这样严肃的司徒泪，我想生他的气，看他耍无赖，无论怎么样，我都不想可怜他。

“你是害怕了对吧？”我用凌厉的眼神看着他。

我希望能把他激怒，可是他没有生气，而是双眼噙着泪，急切而又真挚地说：“我是怕，我怕救不了我们的女儿！”

突然就失去了呼吸的能力，我感到头晕目眩，却再也移不开看他的视线。他终于还是说出来了。

“女儿？我们的女儿？谁是你的女儿啊？”我故意用清冷的声音说，“你不用担心的，明天能救就救，不能救，你就当八年前我把她打掉了，本来你也是这么希望的吧。”

“不是！不是！”司徒泪突然向前探身，紧紧攥着我的椅背，他的嘴唇颤抖得很厉害，几滴眼泪堂而皇之地滴落下来，“你……你不要……”

见我仍然无动于衷，他绝望地低下了头，用前额抵着我的椅背，连声地哽咽：“你……不要说了，不要说……”

司徒泪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他哭得像个孩子。

回忆就像电影一样一帧帧地展现在了眼前，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我伸出手去，想要抚摸他浓密的头发。

可是，突然就想起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等待人工流产手术时，心里的绝望和无助，和这种滋味比起来，司徒泪刚才说的痛苦，都是无病呻.吟了吧。

于是那只想要抚慰他的手就又退了回来。

“我去睡了，提前谢谢你。”这是我平生最冷漠的声音，我送给了明显失常的司徒泪。

我站起身向门外走，快到门口的时候，司徒泪在身后对我说：“袁贞，如果明天有什么意外，就算把我的血抽干，整个肝都给她，也要……也要……”

他极力压制着，却还是明显的哽咽了两声，“也要救活……你的女儿。”

我回头看他，他又恢复到被我打扰之前的样子，弯着身低着头，刘海遮着眼睛，只是没再拿起手机。

我想起了前几天，他惧怕千分之一变白痴的可能而拒绝打麻药，想必他现在是恐惧明天的移植手术，恐惧医生对他说的那极小机率的风险吧？

于是恶毒的话就又溜出了嘴边：“放心吧，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说完，我丢下他，走出了活动室。

***

手术那天是五月十五号，天气很暖，有了些夏天的味道。

我机械地签完所有需要我签的文件，然后寸步不离女儿身边。

我抵着女儿的单架车，一直跟着她，直到她被推进手术室里。

我知道司徒泪的单架车就跟在后面，我却低下了头，不去看躺在上面的司徒泪。

我不知道他看着我的眼神会是什么样的含义，但是我真的没有勇气去看他。

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个薄情寡义不敢承担责任的男人，我怕突然一撇，就从他的脸上找到别的东西，比如，脆弱，恐惧，依依不舍。

起初的两个小时很平静，只是手术室外的时间像是被冰冻上了，在五月的阳光和花香中，慢慢地解冻，慢慢地流逝，虽然缓慢难熬，却不会牵扯太多的心跳。

突然手术室的门就开合得频繁起来，我看到进进出出的护士和医生都神色慌张，我紧紧地抓着程铭的手，想让他告诉我怎么回事，可他只能一遍遍地安慰我“别担心”，因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再也忍不住了，想要抓过一个护士问个清楚，但是根本用不着我费事，护士拿着写字板，上面夹着几张文件，走到我和程铭面前，摘下口罩，紧迫地问我们谁说了算。

当然是我！

“那捐赠者呢？”护士接着问。

“啊？”我和程铭面面相觑。

“他叫司徒磊对吧？”护士翻弄着手中的文件。

“呃，对。”我木讷地回答。

“他有慢性酒精性肝硬化，刚刚切除了四分之一健康的肝脏准备移植给受体，剩下的肝脏大部分都已经病变，这是医生之前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