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讨厌她的马尾辫。她坐在我前边，一长条辫子晃来晃去，搞得我经常忍不住爆发出想放火烧个干净的欲望。

日复一日，我永远被排挤在乒乓球桌外围，怨气逐渐要冲垮我的头脑，我做了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决定。

我介绍马莉给小山认识，说这个姑娘不错，要不你们谈朋友。小山大喜，这个下流的举动获得了小山无比牢固的友谊，问题是，我失去了午睡时间翻小人书不被记名字的特权。

小山宣布，从此我就是副帮主，和他同样具备挑选打球人的资格。

剩余的整个小学时代，我们一起享受着同学们的进贡。当然，拿到的东西，比以前只一个马莉送我的饼干话梅多了N多倍。

初一我把时间都荒废在踢足球上。小山家开饭馆，他没有读下去，彻底当了社会混混儿。

他约我打台球。镇里仅仅一家台球室，台球室仅仅一张球台。我穿着球衣，他穿着人造革皮衣，跑到台球室，已经有几个初中生打得正欢。

小山扯下手套，叼一根云烟，缓步走到那几名初中生面前，冷冷地说：“让。”

初中生斜眼看他，也点了根烟。

小山用一副手套拍了拍掌心，蓦然一挥手，皮手套直抽一人的面颊，“啪”，声音清脆。

那人的鼻血立刻流了下来。

其他人勃然大怒，操起球杆，要上来拼命。

小山暴喝：“不许动！”

他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胸口文着一个火焰图案。

那年头那乡下地方，谁他妈的见过文身呀？

初中生愣了愣，喃喃说：“你是小山哥？”

小山“哗啦”披好衣服，“噗”地吐掉烟头。初中生们赶紧递烟，点头哈腰。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如此威风凛凛的场面。乡村古惑仔的梦想，盘旋于我的少年时代。

后来我们经常打球，有次打到一半，冲进个小山的忠实粉丝，大喊大叫：“小山哥，三大队和六大队打起来啦！”

小山拽着我，跳上摩托车，直奔村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每个村子还保留着大队的称呼，就是所谓的生产大队。

两边起码聚齐了一百多号人，人人手举锄头铁耙，僵持在两村相交的路口，破口大骂。

我一眼认出来满头是血的马莉。

然后小山的眼睛通红，咆哮一声杀了进去。

在那场可怕的斗殴之后，我曾经仔细数了数，跟小山一共见面三次。

前年国庆节，我回老家，在马路边的饭馆前看到了一个中年胖子，乐呵呵地笑着，怀里抱着婴儿。我迟疑地喊：“小山。”他冲我客气地笑笑，说：“回来了？”

我们在他饭馆吃了顿，口味一般，喝了很多。他醉醺醺地说：“你知道吗，我坐了四年牢。但老天对我很好。”

我回头看看抱着婴儿的马莉，马莉左眼无光，右眼流露着对孩子的无限温柔。

十多年前，她的左眼就是戴着假眼珠。

我一直在想，小山困守在落后的小镇，要文化文化没有，要家产家产没有，对，就是困守，却坚守着一个瞎了眼的女人。

而飞出去的兄弟们，如今离了几遭的有，浑浑噩噩的有。

究竟谁对这世界更负责些？

回到初中年代，那场斗殴的现场。

在三大队村长的咆哮声里，他喊得最多的词语就是强奸。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作强奸。听旁边人议论，六大队一个混子，强奸了三大队的一个村姑。因此双方聚众火并，却因为初中生年纪的小山改变了局面。

小山，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七，八十公斤，脾气暴烈。

小山脾气暴烈，只是对我显得宽容。

小学六年级，我一直生活在对小山的深深愧疚中。

开学文艺会演，欢度国庆。我们排了个小品，按照梁祝的故事，在老师指导下拼凑了简易的剧情。

小山虽然又高又胖，但身为帮主，自然担负男一号梁山伯。作为副帮主的我光荣地饰演马文才，衬托帮主的形象。

马莉饰演祝英台。

彩排得好好的，正式演出时台下坐着校长老师同学，黑压压一片，却捅了娄子。

梁山伯到祝英台家拜访，马文才登门求亲，梁山伯见势不妙，赶紧也求亲。两人跪在祝英台面前，手里捧着文书，脚下互相踹着。

台下哄堂大笑。

祝英台选择了马文才手里的文书。

台下鸦雀无声。

负责排练的老师急得站起来乱挥手，小声地喊：“错了错了！”

然后台下又哄堂大笑。

含着眼泪的祝英台坚持拿着马文才的文书，死死不肯松开，也不肯换梁山伯手里的文书。

我和小山打台球，偶尔会提起这件事，他随意地搂住我，笑呵呵地说：“自家兄弟，过去了就过去了，再说当时被老师赶下台的是我们三个，大家一样难看。”

从我得到的消息，小山和马莉小学毕业后没什么交集。直到那天奔赴三大队、六大队的路口，农民们大打出手，其实也就两人受伤。

问题是马莉便在中间。

她被捅瞎了左眼。

另外一个受伤的是三大队名气很大的疯狗。他从小精神有问题，谁也不敢惹他，比我们大四五岁，小学都没读，谁不小心碰倒了他们家篱笆，或者踩了他家地里的庄稼，他可以拔出菜刀，冲到肇事者家里，穷追猛打不依不饶一个星期。

疯狗捅瞎了马莉。

所以小山抽出摩托车的车锁，一根长长的铁链条，劈头盖脸地狠砸疯狗。

而且只砸头部。

疯狗没死，但住了多久医院我不清楚，因为初二我被调到外地学校。那里比我老家更加破败陈旧，尚未升级为镇，叫金乐乡。据说升学率高一点儿，母亲毫不迟疑地动用关系，将我丢到那边。

这儿的农村黑社会就不太发达了，学校充满了学习氛围，连我骑一辆山地车都会被围观。

后排两个女孩交了钱给食堂，伙食比其他人好些，中午有山药炒肉片之类的吃。她们邀请我，被我拒绝了。

我觉得接受女孩子的馈赠，将会遭遇惨烈的报复。这个观点我保留至今，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对她更好，免得到后来每天生活在愧疚里。

女孩在食堂刚端好菜，斜插个高年级生，一把抢过，我依稀记得是碗香芋烧肉。女孩细声细气，说：“还给我。”男生丢了一块进嘴里，嬉皮笑脸地说：“不还。”

女孩眼泪汪汪，撇着嘴要哭。都什么年代了，还为点儿粮食闹矛盾。

我走上前，但不比小山，没戴皮手套，随手将一整盆米饭扣在男生脸上，接过那碗香芋烧肉，递给女孩。

男生揪住我衣领，他高我半头，我摘下别在衣袋上的钢笔，用嘴巴咬掉笔盖，笔尖逼近他的喉咙。

男生脸色煞白，转身就走。

期中英语考试，我背不全26个字母，看着空白卷子发呆。后排丢了张字条过来，是选择题答案。这是我历史悠久的作弊生涯的开端，而且这开端就极度不成功。因为刚抄一半，监考老师跑近，手一摊让我交出来，我瞥她一眼，缓缓放进嘴巴，努力咽了下去。

监考老师勃然大怒，颤抖着手指着我说：“零分！我会告诉校长，你等着回去重读初一吧。”

后排女生颤抖着站起来，小声说：“老师，他没有作弊，那是我写给他的情书。”

我经历过许多次怦然心动，这算一次，可惜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因为没几天我又转学了。

调到母亲自己当校长的初中。和张萍同桌，然后花半学期学完前两年的课程，后面迎头赶上，居然考取了全市最好的高中。

那所高中离老家二十公里，我寄宿在姨妈家。中间瞒着家人请假，骑自行车回老家，参加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婚礼。

小山和马莉的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