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有时候是一种罪一种灾殃，不过更多时候是一种幸福，受人垂怜。美人虽也有色衰爱弛的忧惧，但比起一个丑妇连期待的权利也被剥夺，还是幸福的。鹤，有了出尘脱俗的美，不但告别了恶名，告别了昼伏夜出的辛苦，连她带来的死亡，人们也觉得容易接受。鹤顶红，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毒药。

鹤在佛道两家的玉宇仙境中时时出现，载着仙人离去，孤洁的身影隐没在云间水际。“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那一瞬，哪怕是亡国的罪孽也被人轻易忘却。它不是妖媚女子，一如纯真的孩童，带着仙家的逍遥，有幸避过历史的当头一刀。

《诗经》里仍愿以它作贤臣，以它起兴。《鹤鸣》即如是。

告别了那宠溺它们、不知所谓的亡国之君，它依然是清洁到白衣如雪，像于大富大贵繁花艳锦之中孑然抽身的人，不再回望前生。即使是栖息于水泽之间也不显颓丧，声音仍是清越嘹亮，可以直入九霄云外。

所以它的淡泊又被隐逸之士看中。鹤应该是离中国历代隐士最近的鸟，它看着他们烹茶煮酒，落花为棋，无限潇洒，无限落寞。它认得钟子期、嵇叔夜、陶渊明、孟浩然、林君复、王冕的脸。他们是真隐士；而还有些，像范蠡、曹cao、诸葛亮，他们或者“隐居以求其志”，或者“去危以图其安”，是介于隐士与朝士之间的士，身隐了，心未隐。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将隐士区分为六个类型：

一、隐居以求其志

二、回避以全其道

三、静己以镇其躁

四、去危以图其安

五、垢俗以动其概

六、癖物以激其清

诸葛亮自不必说，典型的奇货可居，堪称最早有广告意识的人。曹cao是隐士，这个论断恐怕会让很多人疑惑不已，然而事实上确实如此。曹cao早年曾做过“洛阳北部令”这样的小京官，但不久便辞官在家乡的山后筑屋闲居了，在这期间，他一方面隐居在家乡的木屋里读书，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朝廷里的一举一动，对时局了若指掌，伺机出山。果然当外戚何进掌权时，他再度受朝廷征召，便一跃成为军队中枢的“西园八校尉”之一，其显赫已不复是“洛阳北部令”之类的小京官可比的了。他的隐居看似退避，其实是一种看透时局、以退为进的手段。曹cao的隐居为“隐居以求其志”做了最好的诠释。

以“隐居以求其志”为目的的一类士人，他们以隐邀名，工于心计甚至近乎诡道，且往往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但在我看来，这类士人名为归隐，而走得却是与隐士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他们归隐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隐，而是为了仕，为了更为显赫的仕，因此他们实际上早就不能归于隐士这一范畴了，他们是士，是参杂了权术的士。

东晋的谢安也是如此。简文帝时期内乱频繁，强敌压境，司马家族山河风雨飘摇。出家高门的谢安被公认为雅量足以镇安内外，可是，谢安本人却“无处世意”，高卧东山坚不出仕。谢安隐居东山，只为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可笑当时的士大夫还担心：“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反而不如简文帝有见识。

简文帝虽是个窝囊皇帝，在位两年一直战战兢兢，害怕被独揽大权的桓温废黜。可是他虽无济世之略，却有知人之明。谢安虽放情于丘壑，纵意于林泉，泛舟于沧海，似乎真的“去伯夷叔齐不远”，但其每次外出游赏，总要携妓相陪，据此简文帝断言：“安石必出。”理由是：“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一个纵情声色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归隐的，即便你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的感慨，如果不放弃你的激情与冲动，不甘心平淡的生活，如孔明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也就成了空谈。

真正的隐士，隐的不是形，隐的是心。但这不同于“佛教”中讲求的修心，因为隐士首先是士，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儒”家的血液，他们是文化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人格，因此他们的心不可能空，他们成不了佛，他们是在追求，追求一种纯粹的文化氛围。在上述的六类隐士中“回避以全其道”，“静己以镇其躁”，“垢俗以动其概”，“癖物以激其清”这四类人走的就是这条路。他们才是隐士，真正的隐士，纯粹的隐士。

作为一个隐士，只有“动其概”、“激其清”，才可能“镇其躁”，而只有“镇其躁”，才有可能“全其道”，这四点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要把它们完全地独立开来既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他们是一个群体，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的存在，代表了社会中的另类文化倾向，文化品格，他们是社会中的另类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