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避开那一场喧天彻地的浩劫，否则，以她的身世纠葛，是否能安度余生，不可得知。不过，她避居美国的几十年里一直都为生计所迫，再没有惊世的佳作问世。究竟是幸与不幸，人生不是试验场，已无法分说。身在异乡，颠沛流离，清贫寡淡，这些都并非是关键，只是离开了“底子”，就少了涂抹的背景，即使那底子是灰暗阴冷的也毕竟衬托出她的光彩。她的创作生命，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

“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胡兰成无疑是她的宝，她的珠，她生命的光辉所在。离了他，她的确像一条灵蛇失去了口中衔着的夜明珠，不再美得兵气逼人。她情感也许真的是枯萎了，但性命一时总是无碍的，她若是一朵花，他至多是滋润她的水，让她凋谢却是土，是中国，是上海。

没有人爱，她还可以依靠文字赋予的灵力活下去，爱玲擅写的世俗情爱，没落贵族，市井小民，她高看红尘三千里，活得自在而洒脱。一旦离开了中国，尤其是上海，她才是真正的枯萎了。她连写上海人的坏，也写得玲珑剔透，好象雨夜点燃一盏琉璃灯似的，明丽得叫人叹服。她自幼读《红楼梦》、《西游记》、《七侠五义》，三岁能背唐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吟得前清遗老泪沾襟，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点一点孕育雕琢出来的。她的根，不是美国的一点基金可以移植的。

如她所说：“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我们依然在这个时代，只是拐了一个大弯又回来了。人性底色始终未变，时代的底色只是抹上了一点污色。她辗转反复，至死没有再回来了。离开上海，她自是凋谢了。但是，她只是早早凋谢，却没有改变自己的轨迹。

王安忆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今天的上海，似乎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繁华蜃景。掀开一看，不过依然是以前的底子。只是少了一双眼睛，冷眼而热望的注视。

中国的天空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糙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这段文字摘自《诗与胡说》一文，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距离她别家去国十年。与前文的论诗评人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却清楚表达了她一贯的想法：舍不得中国，舍不得上海。结果却是不得不离开。

仿佛又回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爱玲对着滔滔白浪，黯然地笑。爱玲再回头，看一眼香港，它毕竟是属于中国，带着母体的芳香。再伸手抚摸一下阳光，它毕竟是中国的太阳，那阳光照在手臂上也有一张小嘴一吮一唆的快感和痛感，那样有人情味。她知道，明天的阳光就是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了。上海那懒洋洋煦团团的午后散阳，再不会静静地照在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上，即使照了，也没有人再拉开窗帘去感受了。

那个遥远的异乡，一个陌生的国度。她为什么会去呢？也许她想在那里寻找在上海失去的梦想。去国总是悲壮的。这是怎样的伤感啊？

《红楼梦》里写宝玉在薄命司里看见《金陵十二钗正册》。看见探春的一页上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宝玉那时总在似懂非懂之间，不能解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