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再听不清他的声音，取而代之的，却是一阵阵细微的哭泣声，幽咽，稚气，仿佛有无尽委屈。

我站了一会儿，渐渐分辨清楚周围的景像，是在一幢奇怪的院子里，空旷，冷清，虽然花木扶疏，灯火掩映，看在眼里，却只是有种说不出的荒凉。这是哪里呢？

院中间有个秋千架，天井旁架着青石的砧板，边沿儿上结着厚苔，阴湿浓绿，是《日本桥》画儿上生剥了一块颜料下来，斑驳的，像蛾子扑飞的翅上的粉，爱沾不沾的。哭声从厢房里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我身不由己，踏着湿冷的青草一径地走过去。

湘帘半卷，昏黄的灯光下，角落里坐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缩在壁炉旁嘤嘤地哭，宽宽的镶边袖子褪下去，露出伶仃的瘦腕，不住地拭着泪。她的周围，凌乱地堆着些洋娃娃，有飘带的纱边帽子，成队的锡偶骑兵，都是稀罕精致的舶来玩意儿。可是她在哭，哀切地，无助地，低声地哭泣着，那样一种无望的姿势，不是一般小孩子受了委屈后冤枉的哭，更不是撒娇或讨饶，她的低低的哽咽着的哭声，分明不指望有任何人会来顾惜她，安慰她，她是早已习惯了这样不为人注意的哭泣的。

那样富足的环境，那样无助的孩童，物质的充裕和心灵的贫苦是毫无遮掩的凄惨。

我最见不得小孩子受苦，当下推开门来，放软了声音唤她：“你好啊，是谁欺负了你？”

她抬起头，泪汪汪大眼睛里充满戒备，有种怀疑一切的稚嫩和孤独——我的心忍不住又疼了一下，那么小的孩子，那么深的孤独，藏也藏不住——我把态度尽量放得更友好些：“我很想帮助你……我帮得上忙吗？”

“May I help you？”她忽然冒出一句英文来，并害羞地笑了，羞涩里有一丝喜悦，“妈妈教过我这句英语，她说外国人常常这样招呼人，你是外国人吗？”

不等我回答，她又充满期待地说：“你是黑头发，不是外国人，那么，你是从外国来的么？是留学生，和我妈妈一样？你是不是我妈妈的朋友？是妈妈让你来看我的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一连串的问题，又不忍使她失望，只得含糊应着：“哦是。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哭？”

“我叫张瑛……爸爸和姨外婆打架，姨外婆摔东西，打破了爸爸的头……我怕，我想妈妈。”她低头说着，声音里有泪意，可是已经不再哭了。

我一愣，暗暗计算，不禁叫苦。沈曹扳错了时间掣，此刻绝非四十年代，此地也不是上海，张父居然还娶着姨太太，那么这会儿该是一九二八年前后了。

那一年，北上军阀在少林寺火烧天王殿和大雄宝殿，钟鼓楼一夜失音；那一年，林徽音下嫁梁思成，于加拿大欢宴宾客；那一年，香港电台成立，揭开了香港传播业的新篇章；那一年，国民政府司法部改组为司法行政部，国共正式分裂；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而叫张瑛；那一年，张父辞了姨太太，带同全家南下，横渡墨绿靓蓝的黄浦江，从天津漂去了上海，从此开始了爱玲一生的漂流……

我扶起小小的张瑛，紧紧抱在怀中，忽觉无限疼惜：“你是多么让人爱怜。”

“爱怜？”她仰起头，大眼睛里藏着不属于她这年龄的深沉的思索，“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从来没有人用这个词形容我。”

小小年纪，已经知道对文字敏感。我更加喟然。她的脚边放着一本线装书，我拿过来翻两页，是老版的《石头记》，那一页写着：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

我忍不住握住她的手：“别担心，你们一家人就要去上海了，去了上海，妈妈和姑姑都会很快回来，在上海和你团聚。你知道吗？你要好好地活着，要坚强，要快乐，因为再过几年，你会是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会写出传世的作品，拥有无数的崇拜者。”

“你怎么知道？”小瑛扑闪着眼睛，将小手塞进我的手中，那样一种无由故的信任，“什么叫崇拜？”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看着她，很想告诉她，因为，你是我的偶像，我是你的读者，所谓崇拜，就像我对你这样，千里追寻，十年渴慕，甚至不惜穿越时光来找你。然而太多的话要说，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最尴尬的是，我从未想过要向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倾诉衷肠。我只得从最简单的说起：“崇拜呢，就是一个人很佩服另一个人，视她为偶像，喜欢她，尊重她，甚至忍不住要模仿她，希望自己成为她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