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昭，”我费力地问，“你的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她的左手绕到脖颈后面，抓乱了耳朵旁边的头发，“有的人，一直吃药，从不复发，和所有人一样活很久;有的人，时不时复发，隔几年去次医院，担惊受怕地活很久;还有的人，复发的时候会突然从慢性病转成急性的，那就……”她淘气地笑笑，“差不多该挂了。不过，我不相信我自己真的那么倒霉的。”

“我也不信。”我脑子里掠过的是年初电视里永安爆炸案的新闻，还有小饭馆里那个悲怆的陌生人，当然还有想象中，她那个传奇一般关在高墙里的爸爸，“你都经历过这么多坏事情了，好湿一定会在后面跟着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说了一句多么愚蠢的话。但是在那个明媚的夏日的上午，我只是浑然不觉地和她一起肩并肩地从阳台上往下看——我们俩一时兴起想要比试一下胆量，看谁敢把身子探出去多一点——结果她赢了。她像个精灵那样，随意把自己的躯体变成一个曼妙的跷跷板，几近水平地，一半悬在空中，在我的尖叫声中展示什么叫“艺高人胆大”。她的头发散乱地垂下来，遮住了眼睛，她的手臂像做俯卧撑那样用力地支撑着自己，那肩膀看上去真美。但是她望着地面说：“楼下那个摊子卖的西瓜，一点都不好吃。”

“我有办法。”我在一边自豪地宣布，“你不会把那种不在呢没甜的西瓜切成小块，然后拌上香草冰激凌吗?”

于是我们雀跃着奔到楼下去，去买西瓜，以及香草冰激凌。那个瞬间里，我真心觉得，我们都是幸福的。

我是在办公室里接到苏远智的电话的。没错，就是在办公室。实习开始之前，妈妈硬拖着我去买了套装和那种黑色尖头的高跟鞋，我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公司里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因为每个人都穿着球鞋和牛仔裤，但是我这个只要负责复印传真的小妹却穿着七厘米高的鞋子在办公室之间一瘸一拐地奔跑。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我——我一向都相信一件事，第一眼看见我就不喜欢我的人，多半都是坏人。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办公室里，坏人不多。我们的主管总是说，看到我就觉得心情很好，因为当她交代我做事情的时候，非常喜欢看我很用力地点头，用力地说“好”。——她总是笑：你这孩子真有趣，我们这里又不是军队。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时刻：一天开始于马上就要迟到的清早，我全速冲刺着飞奔到写字楼的底层，电梯前面人头攒动，我凑过去就成了其中的一分子，尤其是，当我被挤在电梯门边，七嘴八舌的声音像飞镖那样从背后掷过来：“七层，谢谢。”“帮我按一下十二层，谢谢。”“十五层有人按过了吗……”我知道所以这些请求和感谢都是给我的，心里就有种微微的喜悦。因为我变成大人了。“那个妹妹，也帮我按一下九层吧——”我愉快地让我的手指放在那个“9”上面，看着它发光发亮，暗暗默念着：谁是妹妹啊，别小看人了，我也有结婚证呢。只不过，有个小问题，我也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再坚强一点，为什么一定要赖床到快要迟到才有动力爬起来——实习生每个月有1000块的工资拿，乐观点说，每天上班、下班打两次车的话，如果不塞车，够用了。还以为暑假实习能存下来一点钱呢，唉，生活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下午五点，主管来到我的电脑跟前，“郑小南，”——她总是叫错我的名字，“办公室的复印机突然坏了，你现在到走廊边去，把这几份标书复印一下，绿色文件夹里的印两份，红色夹子里的印一份，黄色夹子里除了标书印三份，还有一张表格也印一份来给我。记清楚了没?”我抱起来那几个看上去像是交通灯的文件夹，“知道了。”“不准弄错哦。”主管又加了一句，“快点，我给人家发传真用的，别磨蹭。”于是我习惯性地飞奔出门，自我感觉很矫健地掠过走廊里一个又一个从容不迫的人。心里还在默诵着到底什么颜色的夹子里的东西印几份。

我是在飞奔回办公室的时候，才发现苏远智的“未接来电”的。主管的位子上是空的，我想在她回来检查我复印的东西有没有出错值钱，我应该有时间跟他说上几句话。这样很好，我可以在谈话不那么容易进行的时候，随时告诉他，主管回来了，然后把电话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