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妈还说，在她认识的老同事里，凡是做了手术的都没活几年，凡是不怎么去医院看诊的，都活的结实。

最后，他妈问了，这事是黎先生的主意还是我的主意。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黎先生说是谁的主意，听在他妈耳朵里，都会变成我的主意。因为任何一个当妈的都不会把责任推卸给自己的儿子，媳妇就应该当这个替罪羔羊。这并不是说黎先生他妈自私，只能说人性本该如此。

黎先生说：“是专家的主意，咱们家都不懂医学，这个时候除了找专家还有谁能给的出主意？”

他爸和他妈的意思差不多，归根结底也是不做这个手术。

他爸说，这次也怪他，听了三婶的话一时没能按耐住脾气，才会心脏病突发，难不成这种事还能时时刻刻发生？这种几率不大，以后也不会犯了。做手术？做手术要开刀，在心口上开一刀，就是治好了也要去半条命，更何况心脏病是治不好的，开多少次刀都不如平时放松心情，修身养性。再者，他每天的体检报告都说没问题，也没说他有心脏病，这次就是个意外，不能作为常规事件处理。

我劝道，如果心脏病像伤风感冒一样可以当做常规事件，那就不可怕了。很多人平时体检都没什么大碍，可是关键时刻，不是肝、脾、肺、大肠出事，是一直隐藏在角落的突发性心脏病断了他们的命，既然说了是突发性心脏病，它来的时候就不会跟你打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就是索命的时候，到时候再救，就晚了。

他爸怒瞪着我，说我咒他。

我抗辩道：“我没有，我是为您好，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要是我咒您，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可以偷偷摸摸的咒，何必当面说这些让您恨我？”

黎先生把我拉到一边，叫我不要再说了，由他说。

我忍着气，坐到一边，低下头，顿觉委屈。

黎先生坐到他爸身边，说：“现在做手术很简单，危险性也小了，我们公司就有个同事三十多岁就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现在能跑能跳，当初他要是不做，也许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老百姓去医院干什么，为的还不是换健康么，既然有机会换健康，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这可是生命的权利。”

他爸反问黎先生：“那要是做了手术出了事，是不是你负责？还是医院负责？”

黎先生说：“医院会和家属和患者签署手术同意书。”

他爸插话道：“那就是生死有命，没有人能负责了？”

黎先生顿了一下，没接上话。

他爸长叹一口气，好似叹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样无奈和无助，说：“生命只有一次，要是出了事，我赔的就是命，这个风险，我不冒。要是不做，我兴许能多活几年，要是做了，也许就剩下几天的命，我老了，经不起大阵仗了，更不想死在手术台上，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家里，这叫魂归有处。”

黎先生为难的看着他爸，又为难的看着我，我把脸别向一边，拒绝他的求救，不语。

而后，我和我妈、我爸说了这事，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手术不该做。

我问为什么。

我妈说：“万一手术失败，你公公去了，你这个媳妇就是罪人，你和黎鹏的婚姻就要永远蒙上一层阴影，以后你们有了口角，这件事指不定就会被挂在嘴边，而且你婆婆死了老伴，看你也多半不会顺眼了。咱们不求你婆婆关键时刻能帮你说话，就求她不要在她儿子面前说你的不好，当妈的话就是圣旨，就算不对，也总会潜移默化的灌输到孩子的骨血里，到那时，你百口莫辩，因为你背负了你公公的一条命。”

我说：“这是不是就是大家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妈，您说得对，我是不该管。他妈现在已经觉得是我撺掇黎鹏劝诫他爸得了，要是真做了手术，成功了是医生的功劳，失败了就是我的责任，我凭什么担这个风险？可是，如果不做这个手术，要是他爸以后出了意外，我又会怪罪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多说一句话，多劝他爸两句……这个夹心饼干，可真不好当，横竖我都是个罪人，要不就犯杀人罪，要不就犯知情不告罪。”

我爸说：“依我看，还是不做的好。谈生意的时候，我听一个生意上的伙伴说了，现在国内的搭桥手术大多是为了钱才做的。在外国，只有在几条静脉都堵塞了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才需要做这个手术，可是国内呢，动不动就搭桥，为什么呀，因为手术费动辄几万，还不算药费、住院费、红包费，而且这样的手术费还不能报公费医疗，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然了，具体什么情况该做手术，你公公这个情况该不该做手术，我说了不算，我只是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