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答，说：“以后再吵架，你走，我不走。”

他说：“不会的，咱们以后不会再吵了。”

我说：“要是万一吵了呢？今天吵架之前，咱们也没预料到会吵架吧？”

他说：“要是再吵架，我也会让着你。”

我说：“你今天可没表现出谦让的美德。”

他说：“那好，如果再吵架，我走，你留守，行么？”

我“嗯”了一声，说：“这是你说的，说到要做到。”

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吵架的重点不是谁能赢得口头上的胜利，而是看着对方在行动上的落荒而逃，即使我在口头上赢了，也不能弥补我跑回娘家的屈辱。

第二天，我是坐地铁上班去的，从娘家出发，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间还需要转换一次。

转换的时候，我遇到了张总。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显是第一次换乘。

我走过去，叫住他，他回头，松了口气，说：“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从哪里走。”

我们一起走了左边的路，我不言，他不语，直到排在等候地铁的队伍里，他才问我是不是春节过的太累了。

我说：“过节好像就是为了当散财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钱，花在七天里，还要支付体力当利息。”

他说：“是啊，花钱受累，不知道图什么。”

我见他也是一脸疲倦，问道：“您春节怎么过的？”

他说，和父母吃了一顿饭，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顿饭，剩下的时间都在忙工作。

我说，张总，您可真是运筹帷幄。

他说，他不是运筹帷幄，他只是有忧患意识。

我问什么叫忧患意识，在和谐社会，用得着忧患么？

他说，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国家，人都要有忧患意识，爬得越高，忧患的东西越多。他还说，很多人在他这个位置已经放松了精神，以为名利双收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其实灾难和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你最最志得意满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钱，不给你防备和反击的时间，甚至是再爬起来的机会。

我说，这样活着太累了，您准备忧患一辈子么？

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但会忧患到决定不再忧患的那一天。

张总的话让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张总忧患实多的七天里，黎先生都在干什么？被亲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吓得面无血色，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和我吵了一架。

这七天真是紧锣密鼓，让我们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

忧患，我们只忧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为会风平浪静，因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没有返回，三五个北京户口的懒懒散散，闲磕牙，闲聊天，抽空给客户打电话，互问春节是否愉快，尽管大家心里都有数，春节过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许只有十八岁以下还在拿压岁钱的祖国花朵。

为了应验了张总说的“忧患论”，在我最无防备的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和我谈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这有悖于她公事公办的一贯作风，令我猝不及防。

她说，邹之明给了她很大打击。

我能理解，邹之明一向擅长打击人。

她说，她发现了邹之明三个秘密，一个是他的笔名，一个是他的博客，一个是他的书居然卖得很好。

我玩味着“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这样的女强人眼里，邹之明的家庭地位应该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为主了，可能会开始怀疑人生。

她说，从知道邹之明的笔名那一刻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在网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强大的点击率和幽默诙谐的文字，然后，她又读了邹之明写的书，心情五味杂陈，一面认同书里那些体谅和了解女人的探讨，一面怀疑为何写这本书的人做不到自己写的观念，她有些崇拜邹之明，却又厌恶他的纸上谈兵。接着，在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邹之明的粉丝，全是女性，她看得出来，邹之明是一个深得女人缘的才子，尽管她一直忽略了这点。

种种迹象显示，“和睦”就是邹之明的面具，邹之明一直戴着面具生活，睡在她身边，令她不安和兴奋。

我问，为什么不安，又为什么兴奋。

她说，不安在于，她怀疑邹之明有双重人格，兴奋在于，她又找回了当初恋爱的不确定感，因为不确定，所以才患得患失，所以恋爱才显得更朦胧和琢磨不透，令人更向往，更想探求。

然后，她反问我：“你和他呢，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梵融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和真诚，让我有种若是不认真作答就会亵渎爱情的罪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