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自从有了文翰和章一鸣的赞助，汤立伟和赵海的工作更是出奇地顺利。不到两周的时间他们就签了三家企业，汤立伟来杭州站之后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文翰和章一鸣也向他们表达了祝贺。因为文翰有言在先，只要完成了预期目标，他们就不再走所谓的“捷径”了，因为那条“路”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也正体现出了文翰做事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的稳健风格。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凭自己的努力，不管企业能否也就顺其自然了。

终于完成了创收目标，文翰和章一鸣又创辉煌。然而，文翰不仅没有任何轻松的感觉，相反他觉得心里的压力更重了。汤立伟酒后痛哭让他觉得先前只是在心里若隐若现的担心立即变成眼前必须重视和考虑的问题了。松江省是这样，济南也是这样，杭州更是这样，这一切都似乎在印证一个即将出现的局面。那就是他们马上将面临人生发展之路的再次选择。

在文翰的心目中，他并不认可目前这种以新闻记者的名义通过编书搞创收的工作模式。当然了，这种方式在当时来讲也确实为宣传企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只不过后来成为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快速敛财的工具。当文翰加入其中的时候，这种编书的方式对企业来讲已经成为过气儿的宣传形式了。

而这种宣传方式最疯狂的时候应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人们自我包装和自我宣传的意识已经觉醒，特别是一些企业的老总想出名要成名的心态更加迫切。此时电视媒体还不发达也没有普及。上报纸宣传自己更是想都别想。当有一天，某个编辑部的采编人员突然来到你的面前要采访你，为你树碑立传，那种受宠若惊的无上荣光对于那些急需想要成名的人自然是乐此不彼。正是企业的这种心态无形中为编书这种宣传方式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此可以说，编书搞创收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当时，每个省一年内会突然冒出数十个甚至上百个个编辑部。不讳然，这其中绝大多数的编辑部都是打着编书的旗号来搞创收敛财的。由于大量编辑部出现，采编人员根本不够用。为了搞创收，有的编辑部就把社会上的一些无业人员临时招上来，培训几天之后就上岗。因为有高额提成的吸引，不论你是否具备编辑人员的素质，只要你能拉来企业参与，你就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编辑人员。

在当时，申请书号是很容易的事，给钱就行。如此良莠不齐的采编行为，不仅给企业造成了严重负担，更影响了整个编辑出版行业的声誉。以至于后来正规编辑出版部门的人员都不敢在人们面前说自己是编辑了。还好，编辑出版部门的泛滥成灾终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些不具备资质和条件的编辑部最终被剔除，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编书行为也得到了遏制。当然，这种时代的产物毕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它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之后，被时代抛弃或者遭到淘汰都是宿命使然。但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则是真实存在的。有的人从此成为了人生赢家，而有的人因为受新闻记者美丽光环吸引，甘愿舍弃稳定的工作，抛妻弃子，终因登上了“贼船”而破产，最终悔恨不已。

对于像文翰这样有抱负，有胆识的年轻人，因为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暂时被搁浅在原地蛰伏，却因为这样一个不是机遇的机遇而迅速成长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并没有被眼前暂时的光环所迷惑，而是充分利用了其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枕戈饮胆，韬光养晦，自强不息，等待真正的机遇来临时一跃而起，一飞冲天。

文翰是带着对新闻记者的崇拜和挚爱加入到这个已经过气的行业中来的。虽然他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内幕，但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为此消沉。而是时刻以一名真正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从采访到撰稿，无不体现出一个真正新闻工作者的严谨和务实。正是在这种思想信念的引领下，通过一年多的锤炼和实践，文翰的新闻素养不断得到积累，写作水平有了本质的提升，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掌控也越来越自信。特别是对于一些社会新生事物的出现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把脉。文翰把自己误打误撞地加入到眼前这个并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行业，看作是一种人生际遇，不仅使他在各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也为他后来的人生发展道路奠定了搏击的底气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