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文母和老文因为养鸡成功而对未来的生活又一次充满信心的时候，一场猝不及防的灭顶之灾突然降临。180只成鸡在产蛋的第三天，文母把它们放到院子中换换空气。但她并没有注意到在院子的墙角下已经被人撒了伴有毒药的玉米粒。局面可想而知，吃了这些拌有毒药的玉米粒，180只成鸡瞬间倒地，最后只就活了20多只。

文母再一次被命运捉弄，病倒在炕上。老文只好收拾残局。他把中毒的死鸡全部掩埋，剩下20多鸡虽然没被药死，但也不怎么产蛋了，希望再一次破灭。直到几年后，村里有一个叫柱子的人因纵火罪被判了刑。在审问时他才交代出，是他毒死了文家的鸡。原因竟是和别人打赌，赌资是别人请他吃一次大鹅肉。

文翰上高三时，大哥文学高中毕业后就当了兵。大姐文桃18岁那年就出嫁了，二姐文芳因为考虑到家里的条件，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在文翰上初三时也结婚了。小妹文华也在今年刚刚出嫁。而此时，家里的经济早已千疮百孔，入不敷出。文翰有时也会产生辍学的念头，但文母用自己的亲生经历和她的坚强信念教育他：不读书，你的眼界里永远是生活的最底层，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只有上大学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她就会永远支持他们去读书。

自从文翰了解道母亲坎坷的人生经历后，他不仅十分同情母亲的遭遇，更为母亲那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始终对生活充满自信的信念所感动。历经生活重重困难与坎坷，让文翰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也铸就了他心怀感恩，面对挫折迎难而上的坚毅性格。为了能够让父母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再承受生活的失败和苦痛，不辜负母亲用生命给予他们的厚重期望。文翰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这一生一定要有所成就的信心，哪怕是为了母亲。

文母支持两个儿子读书的行为，让文翰的姑姑们有了不同意见，也引起了村里人的议论。姑姑们时常在文母的面前说道：“大嫂，我们和你说些话，你也别介意，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我大哥身体又不好，又不能出去赚钱，文学和文翰都长大了，也能出去打工赚钱了，这书念不念还有什意思啊？我们说这话，你和我哥也别不愿意听，咱们村这么多年也就老邵家出了一个大学生。就凭你们现在的条件，即使他们能考上大学，能不能念完都不好说。不如让他们早点下来出去赚钱，然后娶媳妇成家。你和我大哥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文母知道文翰的姑姑们是为他们的大哥才说那些话的。她也不想和她们争辩，只是平静地说道：“我这辈子没有念多少书，也念不起书。但我知道将来的世道，没有文化肯定要吃亏。虽然我现在穷，但不代表我永远穷。供他们念书是有些困难，但只要他们想读书，不放弃，我就支持。我就是借钱，砸锅卖铁也供他们念书。”姑姑们的意见没有起作用，自然就偃旗息鼓了。但两个儿子都将近20岁了还在读书，而且家里穷的甚至来盐都吃不起，这在村里也算是新闻了。

当时国家层面的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做生意赚大钱，有钱就是大爷的“金钱至上论”开始在广大农村刮了起来。而相对的“读书无用论”也再次沉渣泛起，像什么“搞导弹的不如买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这些论调在当时的农村都是非常流行和时髦的。文翰的父母宁可举债也要供孩子读书的做法，在许多村民的眼里或许成了另类。有时他们也会对此品头论足。

文翰的一位表叔就曾经当着文父文母的面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他说：“我觉得你供两个儿子念书有点不太划算。你看，我也有两个儿子，他们都不念书了，而且现在，他们已经出去赚钱了。虽然赚得不多，但一年赚三千块还是能的。这样下来，两个人一年就能赚六千，二三年之后就能赚够他们娶媳妇的钱。等他们结了婚，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就轻松了。但你们就不一样了，两个儿子念书，一年最少需要三千块钱，就算两千，高中三年加起来也得需要六千。如果考不上大学，还得回家种地。到时候又要娶媳妇成家，又得需要一大笔钱。我看弄不好，你们还不得一枪四个眼儿啊。”

文母听了非常生气：“他叔，你说的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一枪四个眼儿啊，‘万官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际上是万般皆下品，文母只是听别人说过，就拿来用了），你儿子现在是能赚俩钱儿，那也是靠力气赚钱。我儿子读过书是文化人，即使没考上大学，他做起事来也比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强百倍。别看我儿子现在不挣钱，将来，就你儿子干的那些泥瓦匠的活，我儿子还不稀罕干呢。”表叔听了文母的话一咧嘴，知道自己说的话也有点难听赶紧知趣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