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那是一次极为难忘的体验。

“我们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贵州玉屏、贵阳、镇宁、平彝，最后到达昆明。这一路上，正如闻一多教授所说的，“既得经验，又可以省钱”，戴家兄弟显得很兴奋。

“你知道路上什么鞋最好穿吗？布鞋吗？当然，肯定不是皮鞋和胶鞋。但，布鞋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一直到了路上，我们才发现，原来，草鞋竟然是最合适的。为什么，脚上穿一双，腰间还可以再别一双。一天穿烂了，换下来，沿途几个铜板就可以买到新的。不过，因为不适应，头几天的时候，脚都起泡，几天以后才可以走得很快。”戴家兄弟边说边笑。

“我们本来是早上五点起床，把铺盖打好运到卡车上，卡车先到，可以提前准备食宿，到达后又能返回接送走不动的伤病员。但是，我们的团长不懂时差啊，可能是地理没学好，从长沙到昆明有一小时的时差，但他坚持以自己的老怀表为准，于是，我们四点就得起床。”

“到了湘西，还有一件趣事呢。听说那里土匪众多，黄师岳团长只能提前和土匪头目打了招呼，我们才安然度过，大伙虚惊一场。而且，更妙的是，湘西落草为寇者多，团长就沿途拜访当地豪杰，游说他们到前方去，到后来，真的有不少湘西草莽都加入了抗日军队。”

“咱们的老师们，才有个性呢，闻教授一路背着画板和板凳，一看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就坐下写生；吴征镒助教，和李继侗教授一道沿湘黔滇的大山采集植物标本，还向我们讲解植物最突出的地方。”

“3月26日的时候，我们挺进贵州鈩山，在那里，举行了苗汉联欢会，李继侗教授和徐医官合舞华尔兹，答谢苗民的芦笙表演。那天，曾昭抡教授被灌得大醉。”

“曾昭抡教授的纽扣很少纽准，鞋袜难以蔽足，小憩时从干粮带中取出日记本和蘸水钢笔，缓缓写上一阵。他步行的时候，不穿制服穿长衫，即使在“山路四十八盘”的贵州也完全沿公路行走，不抄近路。每到中途休息或营地留宿的时候，他都会取出防毒面具，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防空常识。黄师岳团长尊重学者，跟着曾昭抡教授走大道，每每天黑才到。”

“新生活运动已经开展了那么久了，贵州也是新生活运动的标准省份，要求戒毒戒烟。可是，到了当地之后，我们才发现，田里种的全都是鸦片，崎岖的小道上，人们一担一担挑着的，也全是烟土。抽大烟的人很多很多，一到晚上，到处都能闻到大烟的味道”。戴氏兄弟叹了口气。

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全员抵达昆明。教授夫人们为旅行团制作了花篮，由教授的女儿们献上。

我记得，那一天，很热闹。

湘黔滇旅行团经过3个省会，27个县，以及数百个村镇，历经68天，行程总计3248里。除乘船坐车外，步行路程2548里。

一路跋涉，最终，到达了昆明。

4月28日当天，大部队从东郊一路穿过市区，最后在圆通公园止步。

唐继尧墓前有一块空地，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后，郑重地把它交给前来迎接的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现在，交给你！”

这句话一落，在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

战火纷飞的年代，也阻挡不了我们对知识的向往。

六天后，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

自从离开京津后，驻足长沙，又不得不继续西行，历时半年有余，战火纷飞中，我们终于在昆明寻得一片能安置书桌的土地。

“惟望诸君在苦干中，时时在想着过去从平津逃出来的万里流亡，和这一次从湘到滇的三千里跋涉。”这是1938年4月29日《云南日报》刊发的社论《欢迎临大湘黔滇旅行团》。

就这样，我们终于在昆明安顿了下来，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条件依旧艰苦，甚至还不如在四川的时候。

只是，我们互相之间开玩笑，咱们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现在，已经完全学会了苦中作乐。

走出教室，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课堂，似乎离生活更近了。

我没想到，生活不仅有惊吓，还有惊喜。

第 12 章

在这里，我居然见到了大哥和沈以诲，这是我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事情。

原来，他们的航校已经搬到了这里。

自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就没见过面，战乱时期，每个人都天南海北的，想写信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寄。

报纸上时不时就会有空战的消息，我那颗悬着的心，也从来都没有落下来过。只有在自己忙碌到忘记一切，什么都顾不得去想的时候，心里，才会有片刻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