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估计是因为学习委员考了140分，张老师才打儿子吧！毕竟身为数学老师，自己的儿子都不能考第一，她肯定觉的郝秋丢了她面子。

夏言：就算这样，那也不能打儿子啊！她这一耳光是打的舒服，可是以后郝秋在我们班还怎么面对同学。

我们听着夏言的话，都纷纷替郝秋担忧，毕竟人都是要面子的。

而郝秋自从被母亲打了一耳光后，也确实变了。尤其上课的时候，变的不爱举手了，以前无论哪堂课，只要他能回答的问题他都会积极举手，而现在只有老师点他的名，他才会站起来回答问题。

下课后也是，以前下课后他会跟同学一起玩一起打闹，而现在他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出教室。

还有上体育课的时候，郝秋以前最喜欢打篮球和兵乓球，每次在体育课上都能看到他和李帅两个一米八几的大帅哥，两人一决高下的身姿，而现在他只会坐在一旁看别人打球。

当然上数学课的时候，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会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但也仅限于数学课。再后来高考郝秋没有发挥好，虽然分数也够一本线，但他母亲嫌学校不好，于是又让他复读了一年。至于现在他在哪所大学上学，我没有细问，因为他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实在太忙，加上高铁站又吵，我匆匆跟他聊了几句，便挂电话去赶车了。

每年过年我妈都会装一些香肠和腊肉，让我返程的时候带去北京吃，这次也不例外，她把香肠和腊肉给我装了满满一纸箱，所以我除了行李箱外，背上还背了一个包，还要拎着一箱肉。好在没等多久我顺利打到了出租，回到住的地方，又忙着收拾半个多月没有住的屋子，第二天初十又要去公司上班，所以等我再见到郝秋时，已是两个星期后了。

正好那天是周末，我休息，一个人呆的无聊，合租的室友，一个在睡觉，一个跟男朋友出去玩了。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区的地下室，当初之所以租地下室是因为房租便宜，因为小区楼上的房子一个单间一个月最少也要2000块，而地下室一个月只要600块，还包括水电暖气费在内。

当然600块只是一个床位的钱，我住的那间屋子有4个床位，面积大概有20平方米，好在没住满，就住了三个人。

我的两位室友，一个是河北的，另一个是天津的。天津的那个女孩比我早来北京两年，有一个交往了一年的男朋友，是北京本地人，做导游的，经常跑东南亚一带带队旅游。而河北的那个女孩去年才刚大学毕业，然后一个人跑到北京来找工作，找到现在还没找着，此刻她正睡的鼾声四起。

第4章

我穿上衣服洗了把脸，准备去外面透透气，说实话，没来北京前，我真不知道地下室长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地下室也能住人，我跟夏言说起的时候，她都一脸好奇，用“何不食肉糜”这个典故里晋惠帝的语气问我：那你为什么不租好一点的房子？

我无言的看着她，不知该怎么回答。

如果我像她家境好，有钱，我当然会租好房子，甚至我根本就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在老家就可以过的很舒服。

但现实是残酷的，自从父亲出车祸后，全家都要靠我，我只能远离家乡，到外地讨生活。

记得住地下室的第一天，我就发誓，一年后一定要离开这个连白天都是黑暗，白天还要开着灯才看的清的地方。尤其是每天晚上下班回来，看到小区楼上亮着的万家灯火，就感觉自己像一只蚂蚁，被人狠狠的踩在脚底。

这种感觉实在不好受。但，不好受也没办法，不好受也得受着，因为一年过去了，我依然住在这里。

二月中旬的北京，仍然冷的刺骨，我搓着双手，绕到小区的早餐店，买了份早餐，然后在小区路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拿着手机对着地上尚未融化的积雪拍了张照片，刚发到朋友圈，郝秋就发来微信，说他已来北京了，问我在干嘛？

我说在吃早餐。

他道：这么晚才吃啊？都快中午11点了。

我说：这不是星期日嘛，做六休一，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不睡个懒觉都对不起自己。

他发了个捂嘴笑的表情，随后说：我们见一面吧，你住哪？我来找你。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把地址给了他，毕竟在北京能有个老同学，平时来往一下，总比一个人好。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朋友，工作了一年，在公司里也有几个要好的同事，只是大家住的太分散，想聚个会什么的光坐车都要坐大半天。例如我，从住的地儿到公司，中途要转两辆公交车才能到达，因为没有直达公交，有时候时间来不及，就先坐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再从地铁站坐到公司，到了公司附近的地铁站还要再走一段路，总之上个班比上刀山，下火海还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