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莲在花坛边坐了许久，后来街道渐渐热闹，人来人往，沸反盈天，她才觉出自己的格格不入。

她一步步找到回家的路，开门进去，一室的冷清，杨妮儿已经去上班，厨房里的蒸架上还有两只吃剩的肉包，包子已经凉透，她也没有胃口，她从厨房里转悠出来，座机突然开始大噪。

她愣愣地看着那只话筒式电话机，电话铃聒噪地在这个不大的屋子里的每个角落盘旋，她头疼欲裂，几次想伸手去接，却又仓皇停留在半途中。

她跪坐在沙发前的木地板上，杨妮儿爱干净，自从她搬来之后，家里总是纤尘不染。

不知跪坐了多久，那只可恨的电话机终于停止噪音，杨宝莲爬起来，哆哆嗦嗦地又想去拨那串电话号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按下去，终于在最后一刻颓败，她把话筒扣回座机上，眼泪早就流不出来，她想了又想，终于想到可以联系的人，她的亲人。

她去房间翻出电话簿，给郊区的父母打去电话，铃声响了很久，一个年轻的男人声音接起来。

“喂？”

“喂，是杨富贵吗？我是姐姐，爸妈在家吗？”

“爸不在家，去集市了，妈在堂屋里，我去喊她。”

杨宝莲“嗯”了声，一颗心终于在那一刻得到些安宁，可惜终究不过只有那一刻罢了。

刘金凤半天才进屋，接起电话，唯唯诺诺地问电话那头的人是谁。

杨宝莲听到自己的心脏“咚”的一声落回原处，坠入更深的地方，她虽然同杨富贵相处的时间不多，但同宗血脉，弟弟的脾气她了解，回来路途这么长，他不会没有告诉刘金凤，电话那头的人是他的亲姐姐，杨宝莲。

杨宝莲终究还是挂了电话，那头始终沉默，她已经想不起刘金凤的相貌，印象中年轻时的母亲还是很漂亮的，只是可惜，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心疼骨肉，也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对子女存了爱。

杨宝莲蹲久了，腿麻的厉害，她站起来活动筋骨，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二点，杨妮儿住得西边屋子忘记拉窗帘，日头愈来愈烈，灼热的光线争先恐后地涌进房间，气温愈发高，杨宝莲的额头密密麻麻沁出一排排汗水。

她慢腾腾挪进杨妮儿的房间，机械地去拉窗帘，杨妮儿的房间干净整洁，床头柜上只有一盏陈旧的台灯，蓝白格子的单人床床单，一条薄薄的同色毯子，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杨宝莲木木地站了会儿，她还穿着那件晚礼服，背部裸露在空气里，没有一丝凉意，也没有感觉，只有麻木和空洞。

她转身想要离开，带上门的那一刻，忽然看见床头柜的第一格抽屉没有关严实，隐隐的缝隙里，可以看到里面有浓浓的红色。

鬼使神差般，杨宝莲又回进房间里，她用力抓着抽屉的把手，把那只抽屉拉开，那团浓浓的红色，赫然跃入眼帘。

她惊得发了魔怔，那块红布，尘封在记忆里整整二十四年，她以为今生今世，绝无可能再见，可是，世事翻翻复复，反手之间，命运就像掌中的手纹，纠缠曲折，可结局摆在那里，谁都没办法挣脱。

杨宝莲颤抖着手，一点点打开那块红布，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那一年，她才八岁，上小学二年级，会简单的汉字，母亲告诉她，妹妹的名字，叫做“杨妮儿”，让她取了丝线，缝在红布上，父亲已经等在门外，牛车也已经雇好，他们存了最后一点点善心，没有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将女儿直接往山腰子上一扔，说得好听叫做生死各安天命，可只要是个人，都明白，那就是条死路，有去无回。

父亲在门外一声声地催促，天快亮了，他还有几里地要赶，他要趁着天亮前，把这个他们早就决定好弃养的女婴，扔去西宁市里福利院的门口，那或许是条活路，最起码，能保住命。

杨宝莲用手抚摸那些字迹，时隔多年，她发现自己依然记得每一道横、竖，还有那些撇、捺，她记得自己那时候的心慌和手抖，她绣下“1973.8.8”，还有“杨妮儿”三个字，那些字迹，潦草，慌张，尘封在脑海中多年，时间久到她早已忘记了内容，忘记了妹妹的名字，才会在两人相逢时只是觉得熟悉，可是，当她同它们再次相逢，记忆像火花一样乍然苏醒，一切都渐渐清晰，原来，命运同她开了巨大的玩笑。

杨宝莲哭得肝肠寸断，眼泪将那块红布染湿，她痛苦哀嚎，张着干枯的双唇，发不出一个字。

她将那块红布，贴身塞进晚礼服里，似乎只有挨着身体，她才能感受到多年重逢的刻骨喜悦，她颤抖着身体，浑身没有一处不在发抖，她没办法克制，也不想克制，大悲大喜的双重打击，她几近疯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