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那您方也提到了，当下的女性权益很差，那么当社会觉得这不是你应得的时候，拿回它我们可不可以用优先？”

“当然不可以，这样相当于承认了这个社会觉得你不该拥有的价值观，这也恰恰是我方所担心的。”

“对方辩友，您一边又极忌惮于这个不友好的社会，一边又不安于现状，您方这样的思维是否存在矛盾？”

“完全不矛盾，我方这叫先考察现状再付诸合理的行动，我方始终强调要改变，但我方要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去改变……”庄慧说到一半，就看对面已经落座，于是抓紧速度把后半句说完，“我方不倡导大家傻乎乎地相信并且进入‘女士优先’这套男权话术并抱着伟大的愿望企图改变它，我方倡导另起炉灶，谢谢。”

一轮焦灼的质询过后，总算来到路佳的part，她起身把矛头对准争执不下的几个交锋：“对方辩友，当下女权运动正在争取的受教育权、同工同酬、财产继承权等等，是女性作为人天然应有的权利、还是社会给予我们的额外优待？”

正二回应：“对方辩友，这当然是女性天然应有的权利，但恰恰是因为连这部分天然权利都缺失了，我们才更应该呼吁‘女士优先’，拿回我们缺失的这部分权利。”

路佳顺口结掉：“对方辩友说得好，是‘拿回’我们应有的权利，而不是‘多’给我们或者给我们‘优待’。然而‘女士优先’这个词的字面意和‘平等’天然背离，因此我们拒绝在推进平权运动时使用这样一个不恰当的词汇。”

然后不等对面开口就往下推：“再问一个问题好了，您方觉得当前这个父权社会对女权运动的态度是怎样的？”

正方到这会儿都无奈了，对面的论很油滑，反应又很快，有种打不烂穿不透的厚猪皮的感觉，在战场上逼得人暴躁：“我们的国家在2011年就制定了《妇女发展纲要》，旨在消除性别差距，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对方辩友，我们的国家当然是很好的，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社会主义旨在解放全人类的生产力，是最有可能实现性别平权的制度，”路佳从善如流地开口站稳脚跟，随后反戈，“但请注意，我的主语是这个父权制社会，或者说、这个父权制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男人、那些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人，他们对女权运动的态度是怎样的？”

“对方辩友，思想是会进步的，当下的我们和百年前的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正方打不过现状，只能开始后撤。

路佳便乘胜追击：“对方辩友，首先跟你讲一个吊诡的事实，受到疫情影响，全球女性地位倒退了二十五年，再跟你讲一个吊诡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2021》告诉我们，新生儿性别比普遍在110:100以上，最高甚至能达到120：100，这样的性别比，甚至比三四十年前还要畸形。这些例子都血淋淋地告诉我们，思想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在倒退。”

“所以再回到刚刚对方辩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相信在场的所有女性都心照不宣。父权制社会以及那些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人，他们在极尽所能地打压女权运动。他们在试图掌控‘女权’这两个字的解释权，由他们判断什么是‘好女权’，什么是‘田园女拳’，进一步将女权这个词污名化，借助语言的力量迫使女人就范。

“在这样的环境中，男人说‘女士优先’就能证明‘女人地位已经很高了’；而女人说‘女士优先’只会被骂‘平权不是特权’‘女拳只要特权不要义务’。这正是这个口号可怕的一点，因为它由男性创造，它当下的解释权更多地属于男人。”

“对方辩友，如果现状真的这么差，那么不论什么口号都会被污名化，您方那些新口号和我方并无差别。”

“但对方辩友，我们至少比您方少几步，女人创造出新词汇后，它诞生之初的解释权在女性手中。更何况我们的新口号可以回避掉‘女士优先’那些有关刻板印象的、有关性别歧视的部分，我们不会让女人陷入‘女人地位已经很高了’的幻觉中，我们能够通过口号告诉她们——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女性的，你要勇敢地把它拿回来。”

“对方辩友，当下的女人都已经开始觉醒了，女人不是傻子，她们能分清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包不包含性别歧视，要不然女士优先车位也不会在女性的指责下变成爱心车位。”

“对方辩友说得好，现在正是觉醒的女性在告诉你，别搞‘女士优先’了！这个词既然这么容易被误解，在推广之后只会一直经历被曲解、尝试纠正、再次被曲解的死循环，就像滚石的西西弗斯，继续重蹈女性被曲解、被蔑视的漫长历史，您方为何要执意舍近求远呢？我方实在不理解。”路佳说完，一屁股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