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朝廷更定至元钞，今已行之六月有余。朕闻有司上报，新钞畅行无阻，钞本无失，所用者法，所贵者信。钞法之弊得以缓解，全赖平章一力推行之功……至于朕此番亲征，粮饷充足，若非卿理财得法，怎保后方无虞？如此功劳，朕竟不知如何嘉赏……”

皇帝言罢，众臣一时默然：皇帝这般表态，便是要给桑哥进封了。可他已位至平章，其上便是丞相，却要如何加封？果真授以丞相，又置安童于何地？此前立尚书省，将中书六部划为尚书六部，地方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中书省职权几乎被剥夺殆尽。若桑哥再度进封，朝中当真没有安童的立足之地了。

安童垂目而立，面无波澜。群臣观望首相的脸色，一时都不便出言。皇帝见众人无动于衷，便自顾自开口：“以丞相领尚书省，汉唐有此制否？”

皇帝的心意昭然若揭，只等有人附会便可成事。桑哥闻言微微一笑，坦dàng地迎受种种非议的目光。他只要得到皇帝一人亲宠，朝臣纵有再多不满，又能奈何？

见众臣还未回应，忽必烈面色微恙，不满地睨视尚书省诸臣。在皇帝的bī视下，几位宰执无可回避，最终推出左丞叶李代众人进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进为右丞相。”

“善。”

忽必烈一语落定，全无犹豫。他一意孤行，甚至不过问朝臣之意。众人虽不敢言，脸上却颇有不平之色，皇帝一概无视，继而道：“今岁钩考，初显成效，国库增收，历历可见。省部衙司既有余羡，地方官吏jian赃侵牟，恐怕不在少数。诸行省及所属路州，朕必遣派官吏专事钩考，追征逋欠，以充国用。钩考一事，桑哥，朕全权由汝署理。”

“陛下！”桑哥刚要领命，却被一人出言截断，安童径自出列，切切进言：“桑哥当政，所委任者皆为贪饕邀利之徒。若广行钩考于天下，jian党酷吏为邀幸求功，必以剥害生民为急务，恃势勒索，qiáng征苛敛。如此必民间骚动，盗贼频发，贫民不堪其苦，恐生激变。待到流民四起，四野生乱，陛下纵然尽收天下之财，又有何益！这等后果，又岂是桑哥所能承担！”

他遽尔望向桑哥，言辞锋锐，毫不容情。桑哥被当面指斥，脸色难看至极，眼里的怨愤起起伏伏，过了片刻，竟莫名地平息下来。见皇帝一言不发，桑哥当下知他心意，一时更有底气：

“丞相言之过甚。钩考尚未行之诸路，何来民变之说？如此qiáng加罪名，妄行诬陷，某当真不堪承受。”

这话说的歹毒，几乎将安童推至绝境。若此言属实，安童的指控便道义全失，甚至有挟公济私，构陷诬害之意。桑哥甫一上任，两人便势同水火，权斗不止。若站在桑哥的立场看，安童此言是出于公义还是私心，一时便模糊不清，难以分辨了。

皇帝冷眼旁观，他的沉默无异于包庇。面对桑哥咄咄bī人的反诘，安童一时陷入被动。他默然片刻，才冷笑道：“今日朝上，百官俱在，独不见中书省臣郭佑、杨居宽。其中是何缘由，平章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桑哥哪料他突然扯出此事，一时语塞，不及回应。安童冷冷睨他一眼，又道：“郭、杨二人官至参政，尚被平章诬以‘jian赃’，论罪处死；御史王良弼为其鸣冤，亦被大人冠罪‘诽谤’，借机杀害。中书省臣无从申诉，御史谏言亦被封驳，朝官但有异议，皆被处死。试问小民若遭剥害，何以申诉？何以平冤？恐怕别无出路，唯束手待毙也！”

在这犀利的追问下，桑哥脸色一白，气焰全无。他讷讷片刻，忽觉委屈，转而向皇帝求助：“臣为陛下理财，岂为私利？奈何政令未出省台，便屡遭阻扰，如此何以行之天下？若朝官上下勾连，因私害公，臣纵有心，也无能为力。这丞相之职，臣实不堪任，还望陛下别相贤才……”

桑哥以退为进，苦情相诉。皇帝听了，再难置身事外。朝中谁不知道，桑哥的背后是皇帝。朝廷若政令难行，说是桑哥无能，实则是皇帝无能。皇帝的意志得不到有力贯彻，便是对他权威的挑战。他又岂能容忍？

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怎能任由臣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权威，质疑政令？他当然不能容忍！

“郭、杨二人罪状明白，朕命桑哥按罪论处，有何疑议？朕欲行钩考，尔却以此纠缠不清，为罪臣翻覆！居心何在！？”

忽必烈忍无可忍，勃然作色，声若惊雷，四下闻之，一时震悚。他当着满朝文武怒斥安童，再不留一丝情面。下僚俱在眼前，安童却被皇帝像奴婢一般申斥，登时颜面全失，威严扫地。他面色惨白，落魄不堪，再无一言，当真láng狈极了。而皇帝的态度已如此明白，谁再逆鳞而上，便是不识时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