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似乎很难违背，王朝至末年时，便自有一股难逆衰败之相。

不过潘晟与柳贺刚到文渊阁外，柳贺却又被人拦下:“右宗伯，元辅有请。”

潘晟很识趣地给柳贺让了位，柳贺重回文渊阁时，张四维、申时行已经退了，只有张居正还在原地。

“削藩一事上，你似乎有许多不满。”张居正示意柳贺坐下。

“弟子不敢。”

“我知你有不满。”张居正道，“便是我，在此事上也有不满。”

为亲王就藩的标准问题，张居正甚至进宫与李太后商讨过，可惜李太后格外固执，在此事上寸步不让，她有不让的理由，毕竟除了天子外，她还有幼子潞王。

太后对天子格外严厉，对潞王却很宠溺，此事满朝文武皆知，此时潞王尚未到就藩的年纪，可日后潞王一旦去了封地，以太后的脾性，给潞王的待遇恐怕不会逊于嘉靖对景王。

何况自天子一日日长大，内库朝户部伸手越来越频繁，仿佛户部的钱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

然而官升得越高，所顾忌之事也就越多。

柳贺在翰林院任修撰时，他可轻而易举将张敬修筛落，便是被外放扬州也能将头抬得高高的，到了扬州之后，他办事也极是大胆，张四维、李伟等人的面子也是说不卖就不卖。

可到了京城，任这礼部右侍郎之后，他行事要看朝廷内外的风向，要顾忌自己的士林的名声，就如夺情一事，他一方面要护住自己的同年，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张居正

落到人人唾骂的地步，行事上便很难如先前那般肆意。

他也不是不能痛骂张居正一番，可痛骂之后呢？

张居正没了名声，难道他的名声就会好吗？

何况在他眼中，变法确实到了关键期，若无张居正压制，朝堂恐怕会经历一番混乱——并非柳贺对张居正盲目崇拜，而是历史已经证明过了。

“弟子知晓恩师辛劳，只是……心有不甘罢了。”柳贺道，“弟子觉得，若削藩之事真要推行，自然越是干脆利落越好，若如今日这般，待日后，诸事恐怕还要扭转。”

就以科举一事为例，柳贺考乡试时，朝廷定下规矩，要一百三十五人取一人，因而参加乡试的考生名额都有限制，而到了今日，原原本本按规矩走的乡试不过一科两科，其余仍是如旧。

麻烦事官员们便不爱干，纵然某一年因皇命难违推进了，过几年还是会恢复原样。

张居正道：“削藩的本意是为节银，嘉靖四十四年的《宗藩条例》加上今日新定的《宗藩条例》，已足够为朝廷省下许多银两了，奉国中尉、辅国中尉等退俸之事需礼部登记造册加以完善，要允其考科举，允其经商务农。”

柳贺道：“下官会与姚宗伯细商。”

王府科归了柳贺管理，科举却是姚弘谟的管辖范畴，柳贺行事谨慎，自然不会犯越权这种简单错误。

他承认张居正说得很有道理。

本质上是为了省钱。

但好不容易见了张居正一面，不谈谈条件，柳贺不愿回去的:“恩师，弟子此前提过的作物品类一事，还望恩师多行便利。”

张居正眉头一皱:“泽远，你是礼部官员，户部、工部事伸手太过，张子愚、曾三省必会有所不满。”

柳贺道：“作物品类并非大事，但弟子觉得，若长些耐旱、耐涝的作物。灾荒之年能使百姓不至饿死，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此事弟子在扬州时便一直关注，也寻访了数位知农事的官员，依他们所说，此等作物若真能寻到，我大明百姓必然能安居乐业。”

事实上，红薯、玉米等农作物在明朝时已经传入国内，却并未引起朝廷的关注，恰逢小冰河期，陕西、河南等地又有旱灾、蝗灾，李自成、张献忠于陕西起义，进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而清朝时陕西等地也有灾害，但红薯等作物的广泛种植却叫百姓能在灾年安稳活下去，这两个例子进行对比，真叫人有种时也命也的感觉。

柳贺难得在一件事上如此固执，张居正也知柳贺并非那种想一出是一出的官员，也只能道：“此事你若要为，不必大张旗鼓，若真有奇效，也能带给我看看。”

“弟子多谢恩师。”

张居正道：“你如今虽为礼部右宗伯，天子那边的课程仍不可落下。”

“弟子知道。”

自任詹事府少詹事后，柳贺便由日讲官的身份升了一级，当上了经筵讲官，不过他所讲述的内容与从前并无太大区别，仍是教授天子为君之道。

张居正一提天子，柳贺便忍不住在心中想，张居正究竟打算何时归政给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