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二楼隐隐传来一阵骚动，辨不清的嘶哑喊叫声，重物坠地声，佣人们吵闹的惊叫声，过了一会儿又平静了。我知道那是大哥，他一定听见军车引擎发动的突突作响，想拼了命见一面他想见的人，可惜都是徒劳罢。

樱木花道露出不解的神色，父亲说：“没什么，大概是家里养的狗打翻了瓷器。”

他重重握了下父亲的手：“浩之，我走了，你好自为之，这几天学生可能会闹事，别让俩小子不小心参合进去。改天再会！”他转身走了，水户洋平跟在他身边，两人的影子都很挺拔，被昏黄的路灯拖得长长的，挨得那么紧，没有一丝间隙。

我走上楼，轻轻推开哥的房门。屋里没开灯，月光打在床头，把一张没表情的英俊脸庞照得惨青。那天哥的两手两脚都被打断了，现在裹上厚厚的石膏滑稽地吊着，石膏有些裂纹，大概是刚才奋力挣扎敲开的。

他歪着头没看我，沙哑地问：“他还好么？”

我说：“挺好，还是那样……你知道的。”

他闭上眼不说话了，均匀地呼吸着，仿佛睡着了一般。

又过了几天，大约是十二月九日的清晨，我被窗外隐约传来的嘈杂惊醒，透过结了冰花的玻璃看出去，院子外的胡同安静和平，空气雾蒙蒙扬着水汽。东四马胡同并排修着一溜儿洋房，住的是些有钱的商人或政府要人的亲戚，少有人来往。只有使劲伸着脖子望过去，才能发现胡同尽头的街道上人头颤动，似乎是游行的队伍路过了。

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正碰见表妹好奇地站在院子里，我走过去问她：“想看么？”她有些迟疑，还是点点头。我推出自行车，说句“坐好了”，就载着她顺着马路牙子往街上骑，身后传来父亲的怒吼和母亲的惊呼，我装作没听见，越骑越快，表妹被地上的石子震得咯咯笑起来。

就这么愉快地骑着，像兜风一样，竟然骑到西长安街去了，满眼都是穿棉布大褂的学生，多数是大学生，还有的跟我一般大，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他们打着校旗和写有“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横幅，一起振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抗日救国！”……冲天的怒吼声中，队伍像一条长长的巨龙般缓慢向东游动，我歪歪扭扭骑在这一张张年轻的脸孔旁，看着空中高举的拳头和飘扬的旗帜，竟然生出一种游走于时代边缘的错觉。

我转头大声问表妹：“怕不怕？”

她捂住耳朵，开心地喊：“不怕！有你在身边，我不怕！”

一个女学生递给我们两张传单，热切地说：“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华北需要你们，国家需要你们。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的任何傀儡组织！”我对她笑了笑，单手接过来。八开大小的纸上印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告全国民众书。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号召：“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尾。最前方打头处，一个戴白围巾的高个子男学生举着喇叭向身后的同胞大声呼喊着什么，似乎是个积极的学生领袖。我总觉得他的身影出奇熟悉，然而又很模糊，没法看清。

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让坐着黄包车出来亲自抓人的父亲给领回去，一路都被训话。刚拐进东四马胡同，远远的大街上破空传来几声枪响，惊飞了一只树梢上的乌鸦。

直到晚些时候，我才听说爱国学生在王府井街口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汉奸和特务四处抓人，鬼子架起机关枪，连二十九军都出动了，学生们顽强地抗争，拼上了金子般的青春。因为这，我又被骂了一顿。呐喊已经听不见，窗外无边无际的夜色中，五六张雪白的传单被卷到空中，像一只只发光的蝴蝶。

第二天我去上学，发现学校已经停课，大概因为都是有钱人的子女，怕在这动乱的时期出什么差错，要不就是怕背上卖国的名声，只得照别校的样子联合罢课。我照例拐进小树林，慢慢爬上画室小楼的二层，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窗洞里黑糊糊的，隐约可见乱七八糟的画架和椅子。我顺手在门上弹了一下，吱呀一声，它居然翕开一条缝，露出缝里阴暗的未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