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奇怪，这扇门已经紧锁了好些天，是谁打开的呢？我下意识往地上看去，一条暗红色的血迹向前延伸，消失在门后，已经凝固了。我的心咚地跳了一下，推门走进去，打开灯。

泽北荣治缩在画室一角，蓝棉布长褂上全是血，那血还没停，仍旧慢慢向外流着，已经变成很小一股，大概快流光了。他闭着眼，脖子上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身边散乱着十几张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

“泽老师！”我跑过去，把他的脑袋扶起来枕在自己腿上，掐住他的人中。我并不打算送他去医院，因为即使去了也活不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应该有些想说的话，因为他腋下夹着一块用报纸精心包好的油画板，夹得那么紧，怎么也抽不掉。

他的眼睛慢慢睁开，过了很久才对上焦。看到我，他笑了笑，虚弱地说：“是你啊，阿彰，你来了。”

我用力按住他胸口的枪洞：“泽老师，学生们都很想你。”

他又要笑，可是一滴眼泪顺着脸颊慢慢流下来。他想抬手去抹，可是根本抬不起。他说：“对不起，我一个高头大马的男人总这么爱哭，真丢脸。”

我说：“没什么。你哭起来也很威风。”

“呵。”他喘了口气，把腋下的画板松开，“真大意，被特务放了冷枪。”他看着我：“我那时终于决定回国，就是想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虽然我微薄的力量不算什么，但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人，就能凝聚成一座不倒的山。阿彰，你也该知道我是地下组织的学生代表吧。我昨天看见你了，你骑车带着一个女孩儿，她真漂亮。”

“对。”我说：“她很漂亮。”

他吃力地把画板向我推过来：“阿彰，你要答应我一件事，算我这个半吊子美术老师最后的请求。”

“你说。”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撕开报纸，露出一幅画，画上是个穿军装的红发男人，飞扬的眉眼，那头发红得像要烧起来。

“这个人，你是认识的。我听他提起过你，说你是故人的儿子。我知道你每天都会来，我走不了那么远，没法撑到他的司令部，也不能让人看见我去找他……”

我沙哑地问：“你在这儿，等了多久？”

“昨晚，昨晚在东交民巷被人暗算了，那些人知道我……阿彰，我撑着，就是要等你来。如果你再见到他，把这幅画给他，就跟他说，是那个被他救了一命的清华学生给他的，让他收下，是我最后的心……”他突然停住了，笑了笑，“哈，他那样的人，估计也记不得吧，如果他还是记不起，你就跟他讲，我和他的故事……”

他的眼睛看着天花板，突然迷蒙起来。“那一天，真冷啊，清华的地下联合会，被学生里混进来的国民党特务出卖了。我们几个被抓起来，关进牢房里严刑拷打，逼我们说出党的机密。后来，他们俩死了，就剩我一个，我那时想，死就死吧，我死了，还有比我更优秀的学生代表。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他带着部下来了……他这么个将军，是怎么注意到学生被抓的，已经不重要了。阿彰，你知道么，我那时以为看到了幻觉，我以为自己正爬行在撒哈拉沙漠的夜色里，全身脱水，口干舌燥，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摸不着，突然间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太阳下是一片美丽的绿洲……”他突然热切地抓住我的手，抓得紧紧的，“阿彰，你知道么，知道这种感觉么……人一辈子只能经历一次的，或者一辈子都无法经历……”

我回握住他：“我知道，泽老师，我知道。”

“哈。”他舒了口气，放松下来，大概已经没力气了。“半昏迷中，我听见有人说：樱少将，他是汉奸啊，是卖国贼。他说：操！老子看你才像卖国贼！”他停下来笑了，“他真粗鲁，满口都是土匪气，可我还是……”他的眼泪又流出来，“我后来问他：你为什么要救共产党员。他说：我不懂啥共产党国民党的，我只知道，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都是那啥黄帝的子孙。”

“我住在他那儿，直到伤好了才走。鬼子和上面找他麻烦，他没告诉我，可我都知道……我们，一共只见过几面啊，可就这几面，我也总是忘不了……阿彰，你跟他说，泽北荣治对不住他，他救的这条命，我还是没保住。这幅画，你交给他，告诉他这是油画，是肖像画，用的是西洋的颜料，很实在的，不会褪色，不会烂，挂在墙上，多少年也能像新的一样……”他的声音慢慢低下去，低下去，终于再也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