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工场里的三个中国军人中，有两个做好了战斗准备。李全有站在门后，手里拿着一个榔头，那是他在工场的工具箱里找到的。他会先放日本兵进来，然后出其不意地从后面甩一榔头，再夺下枪支。接下来他和戴少校可以把这座工场当碉堡，用夺下的日本炸弹、子弹拼打一阵。

戴涛蹲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迎着门，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刨煤用的镐头。放进两个日本兵之后突然关上门，他和李全有会同时出击，冷不防是他们现在唯一的优势。

刚才法比和英格曼的喊声此刻被他回忆起来：“这里绝对没有中国军人！……”奇怪，他蹲在那里，觉得自己开始懂得这句话了。

“老李，放下家伙。”戴涛压低声音说道，一面迅速蹬掉鞋子。

“不是要拼吗？”李全有不解了。

“不能拼。想想看，一拼就证明我们是神父收留的军人了。”

“那咋着？”

“日本人会把教堂搜个底朝天，说不定会把它轰个底朝天。学生和女人们怎么办？”

“……那现在咋办？”

“脱衣服睡觉。装老百姓。”

李全有扔下榔头，正要往桌子拼成的床铺摸索，门被撞开，同时进来一道闪电般耀眼的手电光亮。

李全有几乎要拾起脚边的榔头。

“他们是教堂的教徒，家被烧了，无处可去，来投奔我们的。”英格曼神父镇定地说。

“出来！”汉奸把日文吼叫变成中文吼叫。他连口气、情绪都翻译得一丝不苟。

戴涛慢慢起身，似乎是睡眠被打搅而不太高兴。

“快点！”

戴涛披上法比的旧西装，跟里面的毛衣一样，一看就不是他的，过长过宽。

李全有穿的是陈乔治的旧棉袍，却嫌短，下摆吊在膝盖上。他还戴着一顶礼帽，是法比的，大得几乎压到眉毛。

“那个是谁？”电筒指向躺在“床铺”上的王浦生。

“那是我外甥。”李全有说，“孩子病得可重了，发了几天高烧……”

没等李全有说完，两个日本兵已经冲过去，把王浦生从被窝里拖了出来。王浦生已经人事不省，此刻被拖向院子，毫不抗拒挣扎，只是喘气喘得粗重而急促，似乎那条十五岁的将断不断小命被这么折腾，反而给激活了。

“他还是个小孩子，又病得那么重！”英格曼神父上来求情。

两个日本兵不搭理老神父，只管把王浦生往院子里拖。英格曼神父跟上去，想接着说情，但一把刺刀斜插过来，在他的鹅绒长袍胸襟上划了个口子，顿时，白花花的鹅绒飞出来，飞在煞白的电筒光亮里。英格曼神父愣住了，这一刀刺得深些，就会直插他的心脏。这一刺似乎只为了启发他的一番想象力：刀够锋利吧？进人心脏应该同样轻而易举。对这样的刀尖，心脏是个无比柔弱、无处逃遁的小活物。而英格曼此刻把这一刀看成是挑逗，对他威风威严的戏弄，怎么用刀跟他比划如此轻佻的动作？他更加不放弃地跟在两个拖王浦生的士兵后面：“放下他！”

英格曼的猛烈动作使鹅绒狂飞如雪花，在他身边形成一场小小的暴风雪。

“看在上帝的分上，放下他！”

他再次挡住两个日兵，并把自己的鹅绒袍子脱下，裹在十五岁男孩的身上。躺在地上的王浦生喘得更加垂死。

一个少佐走上来，用穿马靴的脚尖踢踢王浦生，说了一句话。翻译马上译出那句话：“他是被刺刀扎伤的。”

英格曼说：“是的。”

“在哪里扎的？”

“在他家里。”

“不对，在刑场上。他是从刑场上被救下来的中国战俘。”

“什么刑场？”英格曼神父问道。

“就是对中国战俘行刑的刑场。”翻译把日本少佐几乎忍不住的恼火都翻译过来。

“噢，你们对中国战俘行刑了？”英格曼神父问：“原谅我的无知。原来日军把自己当做日内瓦战俘法规的例外。”

少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浓眉小眼，若不是杀人杀得眼发直，也不失英俊。他被英格曼噎了几秒钟，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少佐先生说，现在你对你借教堂之地庇护中国军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他们怎么可能是军人呢？”英格曼神父指着站在一边的戴涛和李全有说。

这时，一个日本士兵推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过来。翻译说：“这位是日军雇的埋尸队员，他说有两个没被打死的中国战俘给送到这里来了。”他转向埋尸队队员：“你能认出他俩吗？”

埋尸队队员热心地说：“能认出来！”他一抬头就指着戴涛：“他是一个！”

法比大声骂道：“你个狗！你狗都不如！”

英格曼立刻知道这人根本不认识或记不清当时被营救的人的模样。

两个日本兵蹿向戴涛，眨眼间一人抓住了戴涛一条胳膊。戴涛从容地任他们把他双臂背向身后，忍住左胁伤口的钻心疼痛。

英格曼神父对埋尸队队员说：“你在撒谎，今生今世这是你第一次见这位先生。”

少佐通过翻译对埋尸队队员说：“你认清了吗？”

法比·阿多那多用扬州话大声说：“他认清个鬼呀！他是为了保自己的命在胡咬！”

少佐叫那两个士兵把戴涛押走，英格曼神父再次上去，但少佐一个耳光打过来，神父被打得趔趄一下。

“认错人了！”李全有此刻说，他拖着伤腿，拄着木拐，尽量想站得挺拔些。他对埋尸队队员说：“你看看我，我是不是你搭救的那个？”

“我没有搭救！是他们搭救的！”埋尸队队员慌忙开脱自己。

“你不是说认识那俩人吗？你怎么没认出你爷来呀？”李全有拇指一翘，指向自己鼻子，兵痞子的样儿上来了。

“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英格曼神父说，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争取，然后他只能像对待他亲爱的老福特那样放弃他们。既然这是最后的争取，他反而无所顾忌，上去护住戴涛。他和这个年轻少校谈得那么投契，他想跟他谈的还多着呢……他觉得又一记耳光来了，耳朵嗡嗡地响起来，他看见少佐捏捏拳，甩甩腕子，打完人他的手倒不舒服了。

陈乔治这时从厨房后面出来，似乎想为神父擦试鼻孔和嘴里流出的血。日本人朝教堂逼近时，他正在床上和红菱做露水夫妻；他付给红菱的费用是每天三个洋山芋。好事办完，两人都暖洋洋地睡着了。是日本人向法比开的那一枪把他们惊醒的，他嘱咐红菱自己找地方躲藏，便往院子溜去，他藏在一小堆烧壁炉的柴火后面，始终在观望局势。陈乔治胸无大志，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最近和红菱相好，觉得赖活着竟也有千般滋味。他看见英格曼神父袍襟上被刺刀挑破的口子，又看见神父吃耳掴子，不由得提起一根木柴。尊贵的神父居然挨耳掴子，这些倭寇！连给神父提夜壶都不配！但他不久又放下木柴，因为二十多个荷枪实弹的鬼子可招不得惹不得。他蹲趴在原处，进退不能，让“赖活着”的信念在他狭窄的心胸中壮大，一面骂自己忘恩负义，不是东西。英格曼神父把他从十三岁养大，供他吃穿，教他认字，发现他实在不是皈依天主堂的材料，还是不倦地教他读书。神父固然是无趣的人，但这不是神父的错，神父待他也是嫌恶多于慈爱，远不如那匹落井的小马驹。但没有英格曼神父，他只能从一个小叫花长成一个大叫花，命大的话或许做一个老叫花寿终正寝。没有乏趣刻板的神父，哪来的教堂厨师陈乔治？难道如花美眷红菱看中的不是人五人六的厨子陈乔治？以及他裤腰带上栓的那把能打开粮柜的钥匙？想到此，他看见英格曼神父挨了第二个耳掴子，牙一定打掉了，他的牙都为老神父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