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他走过去，在离收银机三步距离的地方站住。老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这个餐馆交通方便，离我学校近，他认为他是为我好，给个台阶要我抓紧时间下台。老板这样的人是蔑视自尊的；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只要自尊受了罪其它的罪就都可以免受了，所以一旦人可以蔑视自尊，随它去受罪了，此人便战无不胜。他现在磨磨蹭蹭，就是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把人生的利害、主次摆正确。他的手比他本人更不情愿付我工钱，于是比他本人更拖拉、磨蹭。他要做到仁至义尽，给我足够的时间，去恐怖、去慌乱；大冬天的，下面的工作去哪里找？市中心的中国餐馆很少，辞了这里我很可能会有一段相当稳定的失业。他都替我绝望。他奇怪怎么会有如此不识大体的人，诸如我，为了自尊心不受罪而其它方方面面的罪都得受。在他看，和失业相比，什么都是舒服的。他把几张钞票阴沉沉地交给我。
我略为数一下，说：你还欠我十三块。
他猛一推收银机的抽屉，关上了它。他认为我错误地摆置利害、主次，是活该去外面受各种罪的。他算服了我了，对我彻底放弃。
这样吧，他说：你明天来拿一趟。我这里现款不多，还留着找给顾客呢。
老板的小小报复。他知道我会为十三块钱一点不偷懒地再跑一趟腿。他面孔上有一抹朱红色番茄酱。他就要为难为难我，我至少要再装几分钟孙子把那十三块钱从他手里求出来。万一我不装孙子求他他也赢，以十三块钱赢了我。这种挣扎混世的生命，给于其他生命相等严酷的挣扎混世的生态环境。
我笑了笑。
理查看得挺过瘾。手指为我们继续敲着过门。
老板，这样吧。我听自己油嘴滑舌的腔调出来了。我呢，也不要你付我十三块钱了，我把这点钱全拿出来，在你这儿吃顿饭得了。
你不是雇员了，没有百分之二十的折扣了。
没关系，不要折扣也够我吃了。
他无法禁止我这么做。他还知道我们雇员无论怎样小党大团、狼狈为奸，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马上同盟。厨子会得到口信，知道我把老板好好给得罪了一番，他们会狠狠犒劳我，菜从质到量都会改善。我很可能把十三块吃成三十块。
我拿起柜台上的电话，心想我得找谁帮我一块吃。牧师夫妇都不在家，我改拨了里昂的号码。傍晚五点多在里昂那儿是上午十点的光景：他起床不久，正是两杯咖啡后神清气爽的时候。
我说：你好吗，里昂？
他说：还凑合，你呢？
我呀？我想请个人吃晚饭。你要不要来？
吃什么？……
他把四周的音乐的音量压了压。
晚饭呐。
他愣了一会儿，问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就想请你吃晚饭。
我晚上要排练。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缺乏蛋白质、铁、锌、维他命ABCDEFG。所以我想请你好好吃一顿。我嬉皮笑脸，声音也有点色迷迷的，里昂觉得非常可疑。
便衣福茨那副典型的便衣目光盯着我打情骂俏的脊梁。我一个髋抵在柜台上，一个胳膊肘撑住台面，在他看便出来个不正经的歪斜。
吃了饭你要不要去看我们排练。
要。
我们排到明天早上六点。
好啊。
我感到一个笑容在里昂白净瘦削的脸上绽放开来。
那我现在换身衣服就出发。
现在就出发吧，别换衣服了！
便衣看着我神采飞扬的背影。
我放下电话。我虽然失业和赤贫，但我少了一份扼制。理查，你看见了吧，我可以多么轻松地放弃合作。要挟是需要合作的。
我走到厨房后面，匆匆和我照面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一个亲热的眼色。厨房后面是个储藏室，我们每个员工都有一个小储物柜在那里。我从我的柜子里取出一双高跟皮鞋，一把折叠伞，一本字典。字典里夹着一张纸，上面抄了几十个有关食品的单词。那时候我还想做个好侍应生，争取有个好的职业面貌和端正的职业品德。我还把一些单词写在手腕内侧，恶狠狠背过一阵。
我把这几件东西装入一个塑料袋，走出储藏室。老板等在门口，脸上已抹去了一切熟识。我张开塑料袋，把内容翻给他看：我没有拿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他目光直截了当随我的手插入塑料袋，细致严苛地察看连我自己都不想要的物件。他丝毫不掩饰他对人人都有贼心这一点的坚定信仰。储藏室里有一堆清洁用品和几袋大米白面木耳。他这样防犯没什么不正确，据我所知这餐馆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住处用餐馆窃回的抹布。这些抹布用脏后再被带回餐馆，让一家跟餐馆有合同的韩国洗衣店收了去漂洗。
我把被他检查过的破烂—一放回塑料袋，再将袋口一系。然后我说：你多保重啦，老板。
他和我自己都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句。
你也多保重啦，他说。
谢谢你关照，——不是你，我还不知怎么养活自己呢。话就这样冷不防地自己冒出来。真的，谢谢你。
刹那间老板要溶化了，但他立刻控制了自己。敌对感使他强大，使他有力量去继续剔除我们身上残存的懒惰，去压榨我们体内潜藏的勤奋，去消灭我们内心尚未死绝的自尊。他需要这股冷冷的力量；这股以一服百，蛮不讲理的力量。不然他会溶化，露出一个五十多岁男人的平庸原形，有普通的恻隐之心，会对这个失业的孤单女子说，哪天你实在找不着工作，还回我这里，好歹这里饿不着你。瘦小的老板苦苦挣扎几十年，总算明白那类话的虚伪，不着边际。
我回到店堂时，顾客已多了起来。理查居然还坐在那儿。他把他的风衣拿起，放在膝上，拍拍腾出的座位。我绕过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他一点不觉得我在窘他，抱着风衣风度翩翩跟我挪了过来。
“我对你和老板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十分抱歉。”他用英文说。
“是吗？”你杀人都不眨眼。
“忽然想起来了，你今晚有没有空？”
“是你个人问我，还是代表FBI？”
我表情还是不错的，不是完全的尖酸刻薄，有一点打情骂俏。
“我个人。你别紧张……”
“我当然紧张。”
他站在那里，等我请他人座。他以为他有希望得到这个邀请。
“对不起，”他戏谑地哈哈腰，“但愿不是我让你失去这份工作的。”
“你认为呢？”我看着他。
他耸耸肩，无辜也好，无赖也好。我把脸转开，去看窗外。我的表情和姿态都在邀请他开路。
“我不知道我会让你这么紧张。”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
他又耸耸肩。我突然很讨厌这个美国式动作。我知道我得罪不起他，得罪他的后果远远大于得罪老板。但我想偶然得罪一个得罪不起的人特别痛快。谁都痛快得起，痛快就是不去看后果。里昂、海青和王阿花吃不起、穿不起、住不起，却痛快得起。
“你今晚有空吗？”FBI的探子又问。他自己邀请自己，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
“谁在问？你个人，还是联邦调查局？”
“我个人。”他说，“我个人认为你的经历非常有趣。你实际的经历比你讲给我听的要有趣。”他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类似好笑的笑容。
“你在暗示什么？”
“据我了解，你的经历比你告诉我的要精彩很多。”
我仍看着窗外。大街上的路灯已亮了，洒了工业盐的路面稀烂如泥，清晨的雪彻底浸透了黑色。然而在晴好的日子你看不出芝加哥原来藏着这样丰厚的污秽，能染黑一大场雪。正是下班时分，人们一大群一大群地拥出办公室大楼，拥到马路上，像刚刚从监狱放出来，急于忘掉身后，并尽快终止任何熟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