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看着颗韧，想着它十六个月的生命中究竟有多少欢乐。我们想起它如何围着那只苗条的小母狗不亦乐乎，以及它们永别时它怎样捶胸顿足。
我们无表情地拍着它大而丰满的脑袋，它并不认识小周手上的狗笼头，但它毫无抗拒地任小周摆布，半是习惯，半是信赖。就像我们戴上军帽穿上军服的那一刻，充满信赖地向冯队长交付出自由与独立。
直到它看见自己的手脚被紧紧缚住时，颗韧才意识到它对我们过分信赖了。它眼睛大了起来，渐渐被惶恐膨胀了。它的嘴开始在笼头下面甩动。发出尖细的质疑。随后它越来越猛烈地挣扭，将嘴上的笼头往地上砸，有两回它竟站立起来，以那缚到一块的四肢，却毕竟站不住，一截木头似的倒下。它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将眼睛在我们每一张脸上盯一会。
我们都不想让它看清自己，逐步向后退去。
颗韧越来越孤独地躺在院子中央，眼睛呆了，冷了，牙齿流出的血沾湿了它一侧脸。
一个下午等掉了，警卫团没人来。颗韧就那么白白被绑住，它厚实的毛被滚满土，变成了另一种颜色。
我们都陪着它，像它一样希望这一切快些结束。冯队长来叫我们去政治学习，一个也叫不动。他正要耍威风，但及时收住了：他突然见这群十六七岁的兵不是素来的我们，每人眼里都有沉默的疯狂，跟此刻的颗韧一模一样。冯队长怕我们咬他，悄悄退去。
下午四点多，那个拉粪的大爷来了，见我们和狗的情形，便走上来，摸两把颗韧。
“你们不要它就给我吧。”大爷说。
我们马上还了阳，对大爷七嘴八舌：“大爷，你带走！马上带走，不然就要给警卫团拉去枪毙了！……”
“它咬人？”大爷问。
“不咬不咬！”小周说。
“那它犯啥子法了？”
“大爷，我担保它不咬你！”小周恳求地看着这黑瘦老农。
“晓得它是条好狗——种气好！”大爷又拍拍颗韧，摸到它被缚的脚上：“拴我们做啥子，我们又不咬人。”他口絮叨着，开始动手给颗韧松绑。
颗韧的眼神融化了，看着大爷。
“有缘分哟，是不是？”大爷问颗韧，“把我们拴这样紧，把我们当反革命拴哟！……”
我们都感到解冻般的绵软，如同我们全体得救了，如同我们全体要跟这贫穷孤苦的大爷家去。
小周也凑上去帮大爷解绳。我们对大爷嘱咐颗韧的生活习性，还一再嘱咐大爷带些剩菜饭走：一向是我们吃什么颗韧吃什么。
大爷一一答应着。也答应我们过年节去看颗韧。
绳子就是解不开。我们几个女兵跑回宿舍找剪子。剪子来了，却见五六名全副武装的大兵冲进院子，说是要马上带颗韧去行刑。
冯队长不高兴了，白起眼问他们：“你们早干啥去了？”
小周说：“狗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是这个大爷的了！”
“管它是谁的狗，司令员命令我们今天处死它！”兵中间的班长说。
“狗是大爷的了！”我们一起叫嚣起来：“怎么能杀人家老百姓的狗！……”
“你们不要跟我讲，去跟司令员讲！”班长说。
大爷傻在那里。
第十四章
更新时间2009-4-22 14:40:11 字数：4912
小周对他说：“大爷，你带走！天王老子来了，我们担当就是了！”班长冷笑：“唉，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哪个不让我们执行，我们是丈人舅子统不认。”他对几个兵摆头：“去，拉上狗走路！”
大兵上来了，小周挡住他们：“不准动它——它是老百姓的狗……”
我们全造了反，嚷道：“对嘛，打老百姓的狗，是犯军纪的……”
“打老百姓的狗，就是打老百姓！”
班长不理会我们，只管指挥那几个兵逮狗。
颗韧明白它再不逃就完了。它用尽全身气力挣断了最后一圈绳索，站立起来。
我们看见它浑身毛耸立，变得惊人地庞大。
大爷也没想到它有这样大，怔地张开嘴。
颗韧向门口跑去，我们的心都跟着。大兵们直咋呼，并不敢跟颗韧交锋。班长边跑边将冲锋枪扯到胸前。
“不准让它跑到街上！……”班长喊，“上了街就不要想逮它回来了！……”
颗韧闪过一个又一个堵截它的兵。
“开枪！日你妈你们的枪是软家伙！……”
班长枪响了。已跑到门台阶上的颗韧愣住。它想再看我们一眼，再看小周一眼。它不知道自己半个身子已经被打掉了，那美丽豪华的尾巴瞬间便泡在血里。疼痛远远地过来了；死亡远远地过来了，颗韧就那样拖着残破的后半截身体，血淋淋地站立着。它什么都明白了。
我们全发出颗韧的惨叫。因为颗韧一声不响地倒下去。它在自己的血里沐浴，疼痛已辗上了它的知觉——它触电般地大幅度弹动。
小周白着脸奔过去。他一点人的声音都没有了，他喊：“你先人板板——你补它一枪！”他扯着班长。
班长说：“老子只有二十发子弹！……”
小周就像听不见：“行个好补它一枪！”
颗韧见是小周，黏在血中的尾巴动了动。它什么都明白了：我们这群士兵和它这条狗。
小周从一名兵手里抓过枪。
颗韧知道这是为它好。它的脸变得像赵蓓一样温顺。它闭上眼，那么习惯，那么信赖。
小周喂了它一颗子弹。我们静下来；一切精神心灵的抽搐都停止了。一块夕阳降落在宁静的院子里。
大爷吱嘎吱嘎拉着粪车走了。
小周年底复员。他临走的那天早上，我们坐在一块吃早饭。我们中的谁讲起自己的梦，梦里有赵蓓，还有颗韧。小周知道他撒谎。我们都知道他撒谎。颗韧和赵蓓从来不肯到我们军营的梦里来。不过我们还是认真地听他讲完了这个有头有尾、过分完整的梦。名角朱依锦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压在桌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了“唉”地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听，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再也不会听见“李叔叔”了。
把门牙屏紧，再拿舌尖去顶，嘴唇一放开，就说出了“自杀”来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讲出这两个字。那年我七岁。
外婆去世我八岁。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时邻居跑来偷看我爸，看他怎么会自己和自己讲一个小时的话。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讲话，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鸡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会儿。邻居们慢慢就习惯了，不来偷听爸对着我这样一团死静的空气讲话了。
头次跟韦志远谈话是外婆去世后。他是老门房的儿子。老门房退休了，就从乡下换来了这个韦志远。韦志远跟他爸一点都不像，从不站在院子当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电话！邱振挂号信！”韦志远总是跑到人家门口，指头弹弹门、人家门一开他满脸通红地说：“电话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