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有些影响，”吴维以仿佛才想起这件事，“不带在手腕上带在身上也可以，周旭给你的那串佛珠，以后都随身带着。”

陆筠骇笑：“为什么？”

吴维以看她，淡淡开口：“这是一个建议，而我也没有开玩笑。”

他那个态度完全是十足十的工作状态，相处这么久，陆筠也明白根这样子的他是没办法争论的，只好点点头。

沉默太久气氛会变得尴尬，吴维以提起正事：“我来，是因为晚上的事情跟你道歉。”

“那个啊，不是都解释了吗，”陆筠摆手，“没事的。你不用再特地跟我解释的，我理解。”

“真的？”

他声音很轻，低沉的嗓音却温柔迷人得不可思议，好像有了重量，坠入心里深处，引发了一阵阵的战栗。陆筠想了想，抬头去看他的脸，被那双光泽流转的眼睛吸引，仿佛受到了蛊惑，缓慢而艰难地说：“也不能说完全没事……我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被人否定。”

在她生命里的最初十五年，是被骂着长大的。批评和指责是家常便饭，每天都会发生。父亲是教师，长年担任班主任，对学生犹如春天般温暖，可对自己的女儿却犹如冬天般严寒。

陆筠顿了顿，又说：“小的时候，我身上都是一团团被皮带、扫把打出来的红印，所以哪怕是夏天我都穿长衣长裤，我还记得啊，大概是五年级有次期末考试，我成绩退步了，我爸就在校门口给我一耳光，全年级的同学都看到了。我怕疼，怕得要死，每次看到我爸就浑身紧张哆嗦，为了避免皮肉之痛，我什么都要做得最好。不过这个世界上总有聪明的人，天天玩还可以考满分，可我不行，拼了命也只能考九十五。聪明的学生我爸这辈子见了不少，再回家看到我，对我不满意，恨我为什么不给他争脸，因此，我快高中毕业了还在挨打。”

后来的阿姨谈不上什么坏人，不是那种人们想象中虐待孩子的那种后妈，但是也不能说好。对她的态度无非是“多了个人多一副碗筷”的存在，保证她能吃饱喝足，除此外也就什么都不管了。

陆筠也不知道自己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她只是觉得这辈子所有的委屈都堆积到了胸口，再不说出来就要死过去。

“其实说来最好笑的是，我爸口口声声的望女成凤，可当我申请到了留学资格可以去美国的时候，他又说没钱送我出去，那时他当了副校长，有钱再去买一套一百多平方的大房子。”

“你原谅你爸爸？”

吴维以抱着水杯的手指一动。目光里难得的出现了困惑和不理解。

“谈不上原谅，”陆筠渐渐镇定，慢慢地莞尔一笑，“是我太苛求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我不一样。”

“这样积极的态度，很难做到。”他的语气似有感悟，可陆筠去深究的时候，早已无迹可寻。

“也许不是我积极，”陆筠说，“是因为伤害得还不够深。我爸留给我的，也不全是糟糕的记忆。毕竟打我的是他，病了连夜背着我去医院的人也是他。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水杯里的热水快要凉尽，吴维以喝了一口，再把杯子小心翼翼的放到书桌上，开口说话。

“有些事情，你没有猜错。”

二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两个凡是”的观点得到了纠正；陈景润进一步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高考制度研究生制度开始恢复；农业体制逐渐改革，实行保产到户；几十万“右派分子”的帽子摘除；还有，下放农村十余年的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

这些消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到西南地区的汉谟混杂的沅西时，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挂起了一丝一丝的涟漪。

初秋的沅西正处在是一年之最美丽的时节——漫长的夏季刚刚过去，秋天的到来没有改变这漫山遍野的绿色，相反，只属于这个季节的特色渐渐露出了端倪。

水稻已经收割，明晃晃的水田里里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堆放的稻梗，稻梗是金色的，歪歪斜斜的扎堆捆在一起；田边的筒车安静的在夕阳中沉睡；沅西的地势跬步皆山，山脚下是一条生机勃勃的沅河。所谓的依山傍水，白色的河水映衬着层层的稻田，这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

那年的吴维以，刚刚三岁。

虽然小，但也记事了。越过水田，在山的背后，是一片一片长得高大的桐树林，一颗颗饱满成熟的桐子悬在枝头。男人挑着箩筐，女人背着竹篓穿梭其中。小小的男孩穿着看靛青色布料的衣服，坐在母亲背后的竹篓里面，仰头看着母亲手持竹竿精准地把一颗颗桐子打下来，拍拍手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