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念书，拿个学位，咱们一起回去。”我打断翔子。

“对了，我书呢？压你屁股底下了吧？别揉撮坏了……”翔子说着开始在我身下乱摸。

四十

那是一段心情很好的日子。虽然不是在“科学的正确”指导下，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当上了一名心甘情愿的同志，但我心中阳光普照！

一是因为这个世界在我心目中从来是一张张人皮下面“妖魔鬼怪”当道，这奇怪的世界观也许源于个人经历，但我更倾向于它是某个时代的特征。所以我也不过是人皮下的“妖魔鬼怪”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大概因为年轻，当人的生理需求，尤其是情感需求得到空前的满足后，就完全没有了畏惧，感觉这世界上没有逾越不了的障碍。我想这就是那个伟大的……什么力量吧。

我想到了放弃专业过半隐居式生活，想到过放弃学业回国从头做起，也想到过父母。

我最后一次对父母言听计从是在初中三年纪，他们用交谈的方式坚决断了我想和戴晓翔一起追求绘画艺术的梦想。我做过轻微的反抗，对我爸说了一句既然不画画我也不想读书。当时父亲的教育方式非常简单，他在暑期给我找一个装卸的工作，不到１５岁长到一米七的我在那里我搬了两个月各式死沉的箱子。自那以后，我与父母似乎再没有过一致的看法，也从来不听从他们的建议。但我知道老爸老妈心里一直有我，特别是关键时刻给我一些很实质的、物质性的帮助。

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孝子，父母是不会成为我选择生活方式的障碍。但我不会告诉他们自小我眼中的男人和女人，不会告诉他们公厕里的所见所闻，不会告诉他们打手枪时的内心活动，自然必定永远不会说出我和一个男孩如何相亲相爱。

今天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太过时的父子关系，是不够先进的同志与父母的关系，但我依然认为它适用于我。过去对父母隐瞒因为我不指望他们的理解，多年之后对他们隐瞒已经完全出于不忍。

言归正传。上午十点，我带着愉快的心情走在哈林区的小巷中。我喜欢想好了就行动，所以很快对伯尼说我的想法。美国人这点真好，他们认为学生也有权力做出附和自己利益的选择和决定，而且丝毫不认为我有对他不起的地方。

帝克虽然是个“虐待狂”，也有典型老外老板的特点，就是一旦跟他们混熟了，他们对人有基本的尊重与信任，我愿意跟这样的老板干活，有时晚上做到十一二点，倒和翔子的时间很配合。

翔子和我是早上八点醒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抓紧时间忙活了一场，三分钟内解决战斗。翔子早饭也没吃，脏着脑袋，穿着那身已经穿了两天的衣服，背着一堆行头先往学校里赶。我比较从容，洗了澡，给自己装了饭盒，掐着表，赶１０点到学校就行。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试验的事情，想着下午怎么和帝克讨论。我平常都是做１、９车从百老汇街走到学校，偏偏那天邪门，从东边下了地铁还抄了一个近道。上午十点，这应该算光天化日之下，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终于被抢劫了。

当时四周非常安静，对面马路上还有一个黑人妇女领着两个三四岁的小孩，我好象听见后面有声音，于是就很自然地想回头看看，我根本没转过头，先感觉到后背被人好似猛砸一下，估计我一定想站直，并四处搜索，因为第二个印象是眼前几个黑鬼，我说不清到底几个，我只看清一个花的快长至膝盖的衬衫，肥大的裤腿……然后就是身上的疼痛和重击。

我应该是根本没有反抗，因为记忆里我一下就倒在地上，而且我也没有喊，没那个反应。我并不能说我被吓得如何如何，因为在意识到恐惧之前，我先懵了。

当他们从我裤兜儿里翻钱包时，我终于明白发生的事情，然后完全不受思维控制地起来，用英文大骂脏话，对拿钱包的人扑过去。这是个没有实际意义并且对自己不利甚至相当危险的举动，因为这个动作，除了又挨了一棒，他们慌乱下拿着钱包就跑了，使得我后来不得不处理被抢走的驾照、医疗卡，信用卡等等一堆事情。

在他们迅速消失之后，我才勉强站起来，我纯粹本能地摸摸胳膊腿检查了一下，然后去拣书包，把掉出来的东西放进去，再然后我才注意到我旁边的人，看见有黑人妇女捂着嘴瞪我，大声问我怎么样，然后狂喊救命。

所有的细节只发生在十几秒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