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几个黑人兄弟姐妹围在我周围心急火燎帮我打９１１，帮我擦从手背上冒出的血，甚至让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等救护车时，我才发觉身上疼得利害，呼吸不畅，我想起某个因车门轻轻碰撞造成脾破裂当场身亡的人，我以为我要死了。

我在医院里一直呆到晚上８点。这期间我只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帝克和老鲁。我心里非常想翔子，特别是刚进医院的那两个小时内。但我没有通知他，因为等我知道自己没大问题不会死亡后，我认为把翔子叫过来帮不了我具体的事情，而且我不承认我有另一层顾虑。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下午有好几个人来医院看我，真的令我感激，人这东西某些时候是挺脆弱的。特别是王芳也来了，她在我眼中比原来更小巧可爱，我真希望她赶紧找一个好样的中国人嫁了，肥水不该留进外人田。还有一个韩国哥们儿，丫曾经两次在厕所里我小便的时候突然拍我肩膀，吓得我直骂，而那天看望我时的黏乎劲头儿，令我不往歪处想都难。

８点钟，我坐在医院椅子上给翔子打了电话。他赶到时眼睛瞪得挺大，焦虑地看我。我问他画画的东西呢，他说请凯文帮着拿回家，他不想拿，拦个车就过来了。晚上当我们回家后，当翔子听我讲述经过，重复医生的忠告，我发现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略微发红。

“怎么了？”我微笑，抓住这个让我内心无比甜蜜的细节，也忘了所有的不快。

翔子也笑笑，他撩起我的衣服似乎又一次查看我的伤情，等再抬头时已经恢复常态。

翔子说他这几天不去画画了，在家里陪我。我告诉他我明天就去学校。

第二天我吃了医生开的比较劲儿大的止痛药，就去了学校。不是因为我爱校如家，对试验认真负责。我要去打印外州学校的申请表格，我要立刻转学。

四十一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曾为了混一张党票去听过两次党课。老师说一个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党的整体形象。当时只作笑话听，现在服气了。在很多特殊的时刻，人们的群体意识远远强过个体意识。

在我被抢劫后的５小时内，我心里有一团憋闷的怒火。我幻想拿着电影里《老枪》那种火焰喷射器把那几个兔崽子烧死，或者真的去买把枪跟他们同归于尽，什么金钱仕途、美女美男都可以不要。然而问题是我连他们的模样都没印象，警察都毫无办法，我上哪儿去找他们。

于是我的恨要升华，不是升华成挽救他们的宽容，而是升华到对“弱智愚蠢，四肢发达、好逸恶劳”的美国黑人的极端憎恶。在那５小时之内，如果我有希特勒的权势，我会将所有的美国黑人放进毒气室。如果我是侵略者我非常乐意搞一场哈林区大屠杀。屠杀对象包括黑人房东老头杰夫；包括曾深更半夜向我要钱，后来与我成了朋友，还告诉我他刚刚“度假”回来，里面有图书馆健身房，就是没有性和女人的麦克；包括给我做笔录的黑人警察；甚至包括那些事后热心的救助者。

如果有人说这５小时的极端思维是宏观上人性丑恶的体现，我承认。如果有人说这５小时的仇恨说明本人的自私与狭隘，我只想先让说话者被外族狠揍一顿，然后他来给我表演一下他是如何无私与宽宏的。

５小时之后我平静了，特别是看到翔子后，我感觉到我的命、我的感情要比那几个黑鬼的贱命值钱多了。理智上我已经能做到即使给我无上的权力，我也不会滥杀无辜，依然钦佩鲍威尔的个人奋斗，依然欣赏乔丹的精湛球技。

但感受不能如理智那样迅速恢复。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因为人不能和“动物们”成天混在一个地方，不转学彻底离开这个环境，我恐惧难消，愤怒难平。

晚上，我还没回来，翔子已经在家等我了。白天时他给我打过四个电话。我对翔子说我已经报名，原来的成绩过期了，我需要考一次托福，并且帝克可能介绍我到中部某学校的教授那里，是他的朋友。

吃晚饭时，翔子不说话。吃完饭，翔子刷了碗，他还是不太说话。我们从地下室爬出来，坐在侯太太后院的台阶上抽烟，翔子依然不说话。当我灭了烟头建议进屋时，戴晓翔开口说：“你如果转学……咱们就分开了……”

“你可以到那边画或者在那边上学。”我脱口而出。因为我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问题。

“纽约是最容易打工的地方都这么不容易挣钱……”

“那你先留这里。反正也是短期的，过两年咱们一起回国。”我不愿意被翔子说服，我一定要离开市大。